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令人“知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氓的毒。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各派的理论来作武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氓。例如上海的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在中国，去年的革命文学者和前年很有不同了。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变，但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所以前年的主张十分激烈，以为凡非革命文学，统得扫的人，去年却记得了列宁看冈却罗夫(27)（I.Gontcharov）的作品的故事，觉得非革命文学，意义倒也十分长；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28)，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后面了。

类似的例，还可以举向培良(29)先生来。在革命渐渐扬的时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向培良先生现在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的，豢养它的主人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还不算坏，因为究竟还有一野，如果再一变而为吧儿狗，好像不闲事，而其实在给主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缀大学教室了。

这样的翻着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当革命文学的运动兴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忽然变过来了，那时用来解释这现象的，是突变之说。但我们知，所谓突变者，是说A要变B，几个条件已经完备，而独缺其一的时候，这一个条件一现，于是就变成了B。譬如的结冰，温度须到零，同时又须有空气的振动，倘没有这，则即便到了零，也还是不结冰，这时空气一振动，这才突变而为冰了。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实。因为这时已经输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实而有力，但也正因为更加实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因为有了这样的压迫和摧残，就使那时以为左翼文学将大风，作家就要吃劳动者供献上来的黄油面包了的所谓革命文学家立刻现原形，有的写悔过书，有的是反转来攻击左联，以显他今年的见识又了一步。这虽然并非左联直接的自动，然而也是一扫，这些作者，是无论变与不变，总写不好的作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