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是，他地拥抱了我。

“你把卡比留下。”我用法语对西亚说。

警察听得懂我的话。

“不，不！”他说，“这条狗我留下了。它为我找到了这一个；它还会帮我找到别的那几个。”

这是我第二次被警察拘捕，但是这一次我蒙受的耻辱，在我心中所引起的切的苦楚，是远远超过了以往那一次的。因为这一次的问题同那次由事件引起的愚蠢可笑的指控完全不同。就算我在这场官司中以清白无辜而被释放，难我能毫无痛苦地看着那几个所谓是我的同谋犯的人被法判刑吗？

我由警察押着，通过了那围着看闹的人墙。这里的人并没有对着我吆喝或者威胁的样，也没有谁尾随我们，这同我在法国遇上的完全不一样。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农民，几乎全是些从战争年代生活过来的人；他们是些江湖艺人、小酒店老板、波希米亚人和一些邋遢的、有时也向人乞讨施舍的狼汉。

关押我的监牢，一也不象我以前见过的堆了洋葱的可笑的牢房，而是一所真正的牢狱，它有一个用铁条栅栏的窗。这个窗，你只要看它一，就休想再萌越狱逃跑的念。牢房的全陈设是一条板凳和一张吊床。

我倒在板凳上，到疲惫不堪；我的神和都被摧垮了。我在板凳上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杂无章地思索着自己的遭遇，但我的脑已经麻木迟钝，不可能再把两思想连贯在一起、有条不紊地从这一转到另一。

现实是何等可怕，未来又是多么叫人寒心！

西亚对我说“你要鼓起勇气，我们是不会抛弃你的”，但象西亚那样一个孩能得了什么？如果博愿意帮西亚，象他那样的人又能些什么？

当你被投了监狱，你的脑里就只有一思想，一固执地一刻也不肯离开你的思想，那就是想尽办法要从监狱里跑来。

西亚和博将怎样才能不抛弃我，怎样才能尽力帮我的忙，怎样才能把我从这间牢房里救去？

我朝窗走去，然后把窗打开，试探地摸了摸那些大的铁条，它们是叉着从外面把窗堵死的；铁条的下端被牢牢地砌在石里面。我又审视了一下墙，这堵墙差不多有一米厚。地上是宽大的石板，门上包了一层铁。

我又回到窗前，这窗开向一个狭长的小院，尽有一堵至少四米的大墙挡着。

即使有了可靠朋友的帮助，我也肯定不能从这座监牢里逃去。忠诚的友谊对着这样严酷的现实又有什么用呢？忠诚是钻不透厚实的墙的。

对我来说，目前唯一的问题，是需要知在受审之前，我到底还要在这间牢房里呆多久。

尽在教堂里发现了卡比，我是否还有可能向法官表白自己是无辜的呢？

我是否有可能为自己辩护，而又不让罪责落到我不愿意也不应该指控的那些人的上去呢？

总之，对我来说，这就是关键；而且正是在这方面，也只能是在这方面，需要西亚和他的朋友博的帮助。他们的任务是去搜集能证明半夜一一刻我不在圣乔治教堂里的证据。如果他们能够证实这一，我就得救了，尽可怜的卡比这个不会说话的见证对我不利。这些证据，我似乎觉得是可以找到的。

唉，要是西亚的脚不受伤，他是会去找这些证据的，是会为了这些事情心奔走的；可他现在成了这副样，能走车吗？博愿意代替他办这些事情吗？

虽然天晚上我已疲惫不堪，而且还一直没吃过东西，但内心的焦虑加上我所碰上的苦，使我既不想睡觉，也不想吃狱卒给我送来的饭。不过，不想吃并不等于不想喝。我渴，渴得连嗓都要冒烟了。整整一天，总是等不到片刻工夫，我就要急促地走向那只盛的陶罐，把它抱起来喝上几；即使那样，也并不能解渴，也减轻不了我那满嘴苦涩的味。

一看见有个狱卒来了，我心中似乎刹那间被希望的亮光照亮了一下，因为自从我被关来以后，一直有一个我不断自问但又总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在折磨我，使我的脑象患病的人一样发胀发疼。我对狱卒提了这个问题。

“法官什么时候才能审问我呢？我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辩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