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事，”厂主说，他是个急，从来也不会安安静静地听人讲完“我们都有自己的烦恼事。”Ｋ不由自主地朝门走了一步，好像是送厂主去，可是厂主却说“Ｋ先生，还有另外一件小事，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怕现在用这事来打扰你不合适，好像不是时候；可是我前两次上这儿来时，把这事给忘了。如果我再不提，这事就要彻底失去它的意义了。这会很可惜的，因为我提供的消息也许对你会有真正的价值。”Ｋ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厂主就已走到他面前，伸一个指，敲敲他的，低声对他说：“你牵涉到一件案里去了，是吗？”Ｋ朝后退了一步，大声说：“准是副经理告诉你的。”“本不是，”厂主说“副经理怎么会知呢？”“那你是怎么知的？”Ｋ镇静下来问。“我经常搜集有关法院的消息，”厂主说“我要对你讲的事也是这么知的。”“看来和法院有联系的人真是不少啊！”Ｋ低下说，他把厂主带回办公桌跟前。他们像先前那样坐好，厂主开说：“遗憾的是，我不能向你提供很多情况。在这事情里，应该尽量多想办法。我有烈的愿望要帮助你，尽我的能力很有限。到今天为止，我们在业务上一直是好朋友，对不对？既然这样，我就该帮助你。”Ｋ想为上午的法表示歉意，可是厂主不想听Ｋ歉，他把包夹在腋下，表明他急着要走。他接着说：“我是从一个叫托雷里的人那儿听说你的案的。他是画家，托雷里是他的笔名，我本不知他的真名叫什么。他常常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几年来已经成了习惯。他给我带几幅小画，我给他一些钱，类似于施舍——他简直像个要饭的。那些画例并不差，画的是荒野、丛林等等。这易行得甚为顺利，我们已经习惯了。可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来得太频繁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我们开始谈起来。我到好奇的是，他怎么能完全靠卖画谋生，我吃惊地发现，他其实是靠给人家画肖像来维持生活的。他说，他在给法院里的法官们画像。我问他，为哪个法院。他便给我讲了关于这个法院的事。据你的经验，你很容易想像得，我听了他讲的话后到多么吃惊。从那以后，他每次来的时候，都给我带来一些法院里的最新消息。久而久之，我对法院内的事情有了相当刻的认识。当然，托雷里说话太随便，我常常得让他闭上嘴；这并不只是因为他说谎，主要是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实业家，本就有很多痛的事，不想再为其他人多费脑了。这些只不过附带说说而已。也许，我心想，托雷里可能会对你有用的，他认识很多法官，虽然他本人没有多大影响，但他至少可以告诉你怎样跟有影响的人挂上钩。另外，即使你无法把他当作一个预言家，但我觉得，他提供的消息一到了你手里，将会十分重要。因为你和律师一样明。我常常说：襄理差不多就是位律师。噢，我用不着为你的案心多虑。好吧，你愿意去看看托雷里吗？有我的介绍，他肯定会尽力为你效劳的；我确实认为你应该去一趟。当然不必今天就去，以后找个时间去，任何时间去都行。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别因为我建议你去，你就觉得非去不可，千万别这样。如果你认为不用去找托雷里照样能行，那当然最好别让他跟这件案有丝毫瓜葛。你自己大概已拟定了一个详细计划，托雷里一介人，很可能会打这个计划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不如不去找他。去向这么一个家伙求教，准会使人到丢脸。不怎么说，你怎么就怎么吧。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地址。”

Ｋ接过信，袋里，神很颓丧。即使一切十分顺利，这封介绍信能给他带来的好也会被下面这个事实所包的坏所抵消：厂主知审判他的事，画家正在宣扬这个消息。他很难说一句谢厂主的话来，厂主已经在往外走了。“我会去看画家的，”Ｋ在门与厂主握手告别时说“或者写封信让他到这儿来，因为我很忙。”“我早就知，”厂主说“你能找到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不过，我得坦白告诉你，我认为你最好避免在银行里会见像托雷里这样的人，避免在这里和他讨论你的案。另外，和这人通信也不大合适。当然我相信你已经慎重考虑过了，你知该怎么办。”Ｋ，陪厂主穿过会客室，又送了他一段路。Ｋ表面上镇静自如，内心则因自己这么欠考虑而到害怕。他说要给托雷里写信，只不过向厂主表明，他珍视厂主的介绍，打算尽快和画家联系；可是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只有当他认为画家的帮助确实非常重要，他才会打消顾虑，给画家写信。但他居然还需要厂主来告诉他，采取这类行动潜伏着那些危险。难他已经如此丧失自己的判断能力了吗？如果他想公开请这个品行可疑的人到银行里来，在和副经理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与这个人商谈自己的案，那他就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忽略了其它危险，或者会陷危险而仍不知。难不是这样吗？他边并非总有人告诫他。在他想集中力考虑案的时候，却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警觉能力来了！他在办公时遇到的困难也会影响这件案吗？总而言之，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想到给托雷里写信，还请那家伙到银行里来。

他思索着这些事，不住地摇着；侍者走到他跟前，指着坐在会客室长凳上的三位先生。他们要见Ｋ，已经等了好久啦。他们看见侍者走到Ｋ边，便匆忙站起来，每个人都争取先引起Ｋ的注意。既然银行职员毫不在乎地让他们在会客室里浪费时间，他们便认为自己也可以不必拘泥礼节。“Ｋ先生，”其中一个人开了；然而Ｋ已经派人去取大衣了。在侍者帮他穿大衣的时候，他对这三位先生说：“请原谅，先生们，十分遗憾，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们商谈，很抱歉。我有要事，必须去，上就得离开银行。你们自己也看到了，最后那位客人占了我多少时间。你们可以明天或其它日再来吗？或者，咱们也许可以在电话里商量吧？你们也可以现在用三言两语把事情简单说说，然后我给你们一个详细的书面答复，行不行？当然，更好的办法是你们另约一个时间。”那三位先生已经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听见这些建议后，惊愕得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来。“就这么办吧，好吗？”他转向侍者，侍者已经给他拿来了帽。办公室的门开着，他看见门外雪越下越大了。于是，他竖起大衣领，把扣一直扣到脖上。

正在这时，副经理从旁边的办公室里走来，他微笑着看了一穿着大衣和顾客讲话的Ｋ，问：“你要去吗？Ｋ先生？”“是的，”Ｋ说，他直了“我得去办事。”副经理已经朝那三个顾客转过去了。“这些先生怎么办？”他问“我相信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啦。”“我们已经讲妥怎么办了。”Ｋ说。可是这几位顾客现在可不那么好说话了，他们围在Ｋ边，抱怨说：他们之所以等了几个钟，是因为他们的事情十分重要，而且很急，需要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立即行详细讨论。副经理一边听他们说，一边观察着Ｋ。Ｋ拿着帽站在那儿，痉挛似地弹着帽上的灰。副经理说：“先生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很兴代替襄理，为你们效劳。你们的事当然应该上商议。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搞实务的人，我们知，对一位实业家来说，时间是多么可贵。劳驾，你们愿意跟我走吗？”他打开了通往他的办公室会客厅的门。

副经理闯Ｋ被迫抛弃的领地，得多巧妙啊！可是，Ｋ是不是绝对有必要抛弃这些领地呢？他如果怀着最渺茫——他不得不承认这——最微弱的希望，跑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画家，他在银行中的声望肯定会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害。或许，他应该脱掉大衣，至少满足那两个还在等着副经理接见的顾客的要求，这样对他来讲要好得多。Ｋ完全可以试着这么，可是Ｋ正好在这时发现副经理在Ｋ的办公室中翻Ｋ的文件，好像这些文件是属于他的。Ｋ局促不安地走到办公室门。副经理声说：“噢，你还没走啊。”他朝Ｋ转过脸来——脸上一条条陷的皱纹似乎是权力的象征，而不是岁数的象征——，随后立即继续翻寻。“我在找一份协议书的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