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讲。”

“我叫伊琳娜·佩林，革命前也叫伊琳娜·佩林，将来叫什么不知。我是搞印布图案设计的，现在布匹短缺，只好在空气中搞设计。”

“革命以来，有些人变得认不来了，有些人则和原来一样。这说明他们早已好准备迎接新时代了，对吗？”

她不置可否。

我又补充说：“其他人则顽固不化，拒绝改变自己。您属于哪人？”

“我…请您先告诉我，您变了多少？”

“不多。我觉得我保存了过去的某些荣誉，比如搀扶即将跌倒的妇女呀，尽现在没人会说声谢谢。”

“我们大家，女人也好，男人也好，都有生病的时候，不能说，中尉，我将来就没有机会报答您刚才的行动。”她的声音有些严厉，几乎有生气。

我们的对话到此可以结束了，它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使读者暂时忘掉了城市的悲惨景象。现在军用运输车开过来了，穿过广场，穿过这篇书页，把我与伊琳娜隔开了，或者说在商店门前排队的妇女，在大街上游行的工人队伍，把我们隔开了。伊琳娜走远了，她那着玫瑰的圆帽尚在灰帽、钢盔或巾的人中飘；我目送着她，但她并不回望望我。

后面几段讲的是前线上的炮击与溃败，临时委员会内各政党的分裂与统一，充满了一些将军和议员的名字，并夹杂着一些有关天气的消息，如暴风雪、降霜、云、大风降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衬托我的各心情：我时而愉快地投到各事件的狼中去，时而又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上思考某令人烦恼的问题，仿佛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把自己伪装起来、隐蔽起来，如同市内到用沙袋垒起掩（这座城市似乎在准备巷战）与鹿砦一样（每天夜晚各派别的人都往鹿砦上贴标语号，但由于雨和纸、墨质量低劣，这些标语号很快就变得辨认不清了）。

每当我经过重工业委员会大楼前时，我都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去找我的朋友瓦列里安诺。”从我来到这座城市那天起，我就这么说，他在这座城市里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每次都因某当务之急而推迟了，大家都说，我这个现役军人好像非常自由：我的工作是什么？不十分明确，常常到参谋的各个门去走动，很少待在兵营里，好像我不属于任何队的编制，也不坐在任何办公桌上。

瓦列里安诺不一样，他老坐在自己办公桌前。我楼里去找他那天，看见他坐在那里，但并未理什么公事，而是在左手枪。看见我走过去，他冷笑一下说：“好啊，你也来和我们一起钻圈了。”

“也许我是来让别人钻圈呢。”我回答说。

“圈都是连环的，一个一个啊。”他似乎在警告我，叫我当心。

重工业委员会占用的大楼原是一位发战争财的富豪的住宅，革命时被征用了。这里的家阔绰而俗气，现在又增添了一些官僚机关常见的死气沉沉的摆设；瓦列里安诺办公室里到都是中国式闺房中的摆设，如画有龙的图案的瓶、雕漆首饰盒和一组屏风。

“你想把谁关这间绣楼里去呢？一位东方的王后？”

屏风后面走一位短发女郎，上穿灰绸衫，下穿白。

“男人的梦幻不会因为革命而改变，”她开说。她那挑衅似的连损带挖苦的声音与语调，使我认她就是我在铁桥上碰上的那位女。

“你看，隔墙有耳吧，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窃听…”瓦列里安诺微笑着对我说。

“伊琳娜·佩林，革命并不反对梦幻哪。”我对她说。

“革命同样也不会使我们摆脱噩梦。”她反驳。

瓦列里安诺话说：“我还不知你们已经认识呢。”

“我们是在一次梦境中相遇的，”我说“那时我们正从一座桥梁上跌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