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与一些不相的熟人—一相遇。这是异乎寻常的。我既震惊又欣喜。我上便获得了这么个印象——这里表现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天才。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为卡夫卡作品的发表行努力——这成了我的一不可遏制的追求，我也本不去约束这追求，因为我觉得这是正确的、自然的。弗兰茨反对我这么，这抗拒有时弱些，有时些，有时脆拒绝。但不能说他原则上总是采取拒绝态度（上面提到的参加有奖征文一事便是证明），有时他也能受到一获得文学成就的快乐。有一次我看到他对“丢勒联合会”年鉴中对他的一本书的毫不理解的、贬低的评价非常愤怒。一般说来，他的忧虑和希望总是完全针对其他事情，而不是针对文学影响的，文学上的影响对他来说并不是不愉快的，然而是无关要的。整个版领域不使他很兴趣，不能激起他情上的大波动。因此，拒绝发表作品对于他来说（他生命后期一些阶段除外）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带有情彩。

我在柏林的《当代》周刊上提到了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我将他的名字同一批著名作家的名字（布莱、曼、魏德金德、迈林克）放在起。这无疑是第一次公开提到卡夫卡（1907年2月9日）。卡夫卡就这狂节的面给我写了封充满幽默的信；因为我把一个未发表过一行文字的作家名字与非常著名的人相提并论，奉献给公众.仿佛人人必须知他似的，这似乎有狂妄。一个没有意义的小小的玩笑。“好啊，我在这个冬天终于迈了一个舞步，”弗兰茨嘲笑。直到1908年，弗兰茨的散文作品才首次印成文字，那是在弗兰茨·布莱的杂志《徐培里翁》上（布莱为我的第一本书《给死者以死亡》的版十分心，以后他常来布拉格，我把他介绍给卡夫卡相互认识了），第二个发表的作品是《布雷斯齐亚的飞机》（1909年9月28日），发表于布拉格的日报《波希米亚》上，第三次于1910年3月27日发表在《波希米亚》的复活节副刊上。在《观察》（复数！）这一标题下发表了这几篇：《窗前》、《夜间》、《服装》、《乘客》、《供男骑手思》。没有人注意到我费了很大的力导致这些东西的发表。（在《观察〉）一书中这些短篇分别被题为《漫不经心的观望》、《匆匆过客》、《服装》等。弗兰茨·布莱还给发表了小说《一场战斗记实》中的两段）。

1908年我青年时的朋友克斯·鲍埃姆尔去世。

从那时起我加了与弗兰茨的关系。我们每天见面，有时一天见两次。只要弗兰茨在布拉格（只是后来他的疾病才迫使他住在乡下，在疗养院里），这个习惯就持不懈。当我们俩都得到了所期望的“普通频率”的工作（这就是说，下午不上班）时，现了一个巧合，从我们的办公室回家走的是同一条路。于是我每天下午两在普尔沃塔旁等候弗兰茨——我把位于希伯纳街拐角的州财政局房上那古老的、颇有艺术的两只帝国之鹰都钻研透了，因为弗兰茨总是比我来得迟。他不是还有公务要理，就是在与同事们的谈话中忘记了时间——我踱来踱去，肚咕咕地叫，然而只要看见朋友那瘦长的影和那多半挂在脸上的尴尬的笑容，我的怒火上烟消云散。那微笑中显示对迟到很久的过分的极度恐慌甚至是惊惧。

他将手放在。“我是无辜的。”便是这个姿势的意思。此外，他跑步前来，以致实在没法对他发激烈的谴责。在穿过蔡特纳街到旧城环形的一路上，总是有说不完的事情。走到弗兰茨的住房前，我们的话还远远没有结束。下午或晚上我们便再次相聚。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的力王国》中，通过里查德·戈尔塔的形象描写了留在我心里和脑海里的卡夫卡的许许多多东西。那时卡夫卡去世刚四年，我到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写他的传记。直到现在，又过去了九年，也就是说那场灾难已过去十三年了，我才能集中心思来这件事。那时候我还在同这位不能忘怀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确确实实在我边，无时无刻不在，我清楚地知，在这个或那个情况下他会说什么，会怎样评论我周围发生的事件，我向他询问，并能以他的名义作回答。所以我心中产生了一需求，以活的文学形式（而不是以搜集日期、吃力地凑起来的历史论文形式）来表现这个无可比拟的形象，亦即以叙事文学的形式来表现；首先是将他以这新方式展现在我自己面前。只要我沉浸在这本书、这作品中，他便没有死，他又一次与我一起生活，又一次有效地预我的生活（读者可以发现，这长篇小说的整个情节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正像什么事情都会受到误解一样，此事也会被误解——人们会觉得诧异，甚至会觉得该馆与对卡夫卡的敬畏不协调，却没有想到，柏拉图也与此相似地、自然广泛得多地一生都到他的老师兼朋友苏格拉底无所不在，将他作为共同生活、共同思索的旅伴，从而对死亡亦无所畏惧，他在苏格拉底死后写下的几乎所有对话中都把苏格拉底作为对话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