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到底是卑鄙还是幼稚！但是，这句话却显然表明了一为人熟知的逻辑。它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论下已显理论端倪，而在二十世纪则大放实践光彩。它的实质就在于：当历史法则与德法则发生冲突时，必须牺牲德法则：为了将来几百万人的幸福，牺牲今天几百人的幸福是值得的；为了历史的前，牺牲人这一历史的主是值得的。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既然如此，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前？它的终又在哪里？

困扰着二十世纪许多知识分的正是对历史发展的这一崇激情。这是一个最没有思想而人们却普遍声称获得了最正确思想的时代。似乎经过几千年的蒙昧期，人们终于走了历史的宿命论，一劳永逸地掌握了客观的必然规律，从此一切都变得简单和明快了。在一次文学授奖会上，昆德拉曾引用过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闪烁着智慧的民间谚语倒是比许多大的文人著作更有力地表明了，在人们自诩找到了终极真理的背后，在人们声称最完整最刻地认识了这个世界的背后，事实上却掩藏着思想上的多少狂妄和无知，绝对和专横，尽它们往往还是拾前人的牙慧。说到底，这不过是一思想的愚昧，一现代的愚昧罢了：小说中有一个绝妙的象征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思想的实质，在幼年的雅罗米尔画笔下，现在画面上的人一个个都着狗。这也许是尚属天真的孩继皇帝的新衣之后又一个最伟大的发现。对于这类似于超现实主义画家笔下的狗人形象，我们在十年文革满街走着的游行人群中已经司空见惯了，只有上帝和孩才会忍不住笑起来。

毋庸置疑，《生活在别》不是一纯然写实主义的作品。昆德拉在这小说中注了他对人类激情的怀疑和对现代愚昧的探索。他所兴趣的不是人的个，而是人的共。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诗歌批评"的小说。他的目的在于总结各个时代诗人们的表演和作用（包括象诗人一样怀有激情的所有知识分），为他们写照，为兰波、雪莱、莱蒙托夫、雅可夫斯基、艾吕雅、叶赛宁以及现代许多捷克诗人写照。因而书中很少有对人个的着意刻划，甚至全书中除了诗人雅罗米尔（意谓"他天"）和他的母亲玛曼（音同"妈妈"），没有一个人是有名有姓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红发姑娘"，"拍片姑娘""画家"，"看门人的儿"等等人称谓，即使两个主人公，母亲和儿，也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代表着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和他的母亲。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的思考的确是从现实扩展到了历史，从一个社会扩展到了整个人类。更确切他说，他是想借助于时代这个实验室，研究人的崇与邪恶，透视人上最黑暗最刻的激情，以及揭示这激情可能导致的悲剧，浪漫主义的悲剧，毫无价值可又刻的悲剧。

《生活在别》完成于1969年，当时正是苏联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小说版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也正是中国广大知青开始下乡队的年。对他们来说，"生活在别"已不是于激情，而是于无奈了。从当年反抗苏联侵到后来承认现实的捷克青年，也和从当年的红卫兵到后来的知青一样，他们的命运都好象总是在激情和无奈这两悲剧之间的摇摆。

这小说第一次问世是在1973年，以法文版的形式刊行，第二年又在国了英文版。译者彼得·库西是一位翻译家，作家和斯拉夫文学研究者。《为了告别的聚会》英译本也是他翻译的。他的译笔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神和语言特。多年后他又对《生活在别》的译本重新作了修改。昆德拉本人亲自为这个修订本作了序。本书即是据《企鹅丛书》1986年版的这个修订本翻译的。英译本对原书中引用的人名没有作注，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书中许多人名系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