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宣传自由解放，带着传单前往尔兰。他们对现实的反抗，对情的追求，对战斗的幢保，对荣誉的渴望，无不表现在本质上令人惊异的一致。"我必须死吗？那就让我死于烈火吧。"熟悉这些诗人和他们诗歌的主人公雅罗米尔写。他满腔忱地投到新的生活中，不久他上了一个红发姑娘，他很快就验到情给他带来的占有的激情；他参加集会，参加五一游行，辩论，呼号，他的诗歌发表在杂志上，没有比这些更令人激动的了，革命似乎张开双臂在迎他。因而当他面对前的情与历史运动时，他象所有的浪漫诗人，象1968年黎大学造反的学生，象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充满豪情地喊："要么一切，要么全无！"

如果说我们为了超越自的生存状况必须有对崇的受的话，那么我们就还应当记住，崇往往也会导致绝对和专制。这是一个存在的悖论，心灵中没有崇的东西，人会显得卑微渺小，到自己无所归依，所以千百年来人们总是以追求崇为荣。然而悲剧也就在这里，反抗与专制，崇与残酷，这是一个事的两极，它们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人或一个事上。历史上无数成功的反抗和充满激情的情无不如此。雅罗米尔对崇的烈追求最终变成了对情人的无情告发。当红发姑娘由于误了约会，为了平息他的愤怒，遂编造了一个她兄弟企图背叛祖国的荒唐借时，雅罗米尔毫不迟疑地就告发了他们。她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谎话，我们不得而知，这也许是于捷克民族那随便的天，有时候任何严肃的问题都会被他们变成一场玩笑，但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玩笑却是愚蠢的，不负责任的。不怎样，她和她的兄弟都因此而被捕狱，从而毁掉了他们的一生。

尽如此，悲剧的主人公仍然是雅罗米尔。他自认为是在维护一个崇的事业，结果却使他的女友无辜地陷囹圄。对他来说，这样的结果意味着理想与现实之间永恒的悲剧冲突。从学的角度看（学在康德那里正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当生活在别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当别一旦变为此，崇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犹如惊涛骇狼中的小舟，可远观而不可亵玩。雅罗米尔的悲剧就在于，他还年轻，他不知他生活在一个梦想已成为现实，现实已成为永恒的时代，边的世界已经没有战壕和街垒，只有开会和秩序；他不知文学和现实是不能相容的，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因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不知人对崇的激情中同时也包合了残酷的成分，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是生活的别还是此。一句话，他不知蝴蝶与蛹之间在学上有质的不同，在已经没有诗歌的时代，却以为他还可以象兰波、雪莱、菜蒙托夫那样扮演一个诗人的角，结果时代只给了他一个表演残忍而不是表演崇的机会，最终导致了情人的毁灭，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他的死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当年的红卫兵的命运。

雅罗米尔无疑是一个悲剧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值得我们同情。他心灵丰富且，也很有才华。同唐吉诃德，哈姆雷特，欧·奥涅金，毕巧林，安德列公爵，拉斯科尔尼科夫，莫索尔一样，他上也同样怀有一对于绝对的激情。他之成为告密者和迫害者，不是于对秩序和自利益的维护，而是于对崇的追求。然而不幸的是，这激情并没有使他成为反抗现实的人，而是成为了现实的合作者，这使他的悲剧失去了崇的意味。为了迎合时代追求荣誉，他可以转过来痛诋曾经烈崇奉的现代主义艺术；甚至还可以告发他的女友。如果说我们对他的这个行为还觉得情有可原的话（他毫不知会有什么后果），那么他在卖女友后为自己所作的一番内心辩解却使我们顿生反，"他并不是因为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的世界。"我们甚至都很难判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