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运动所提的庄严原则，从“工重造”观上锲而不舍有所试验的要人，从“工重用”观上，把文学用到比宣传品作用远一些，从试验取得经验尤其要人。革命如所期待的来临，也如所忧虑的加速分化。

在这个现实过程中，不幸的作了古人，幸运的即作了要人。文学成就是各自留下三五十首小诗，或三五篇小说，装装作家分。至于我呢，真如某兄所说，完全落了伍。因为革命一来，把三到一元文字的投稿家分也剥夺了，只好到香山慈幼院去作个小职员。但自己倒不在意，只觉得刚走毕第一段路，既好好接这个新的现实，明白新的现实，一切尚理想通过现实时，所形成的分解与溃，也无一不清清楚楚，而把保留叙述这儿现实引为己任，以为必可供明日悲剧修正的参考。

在革命成功闹中，活着的忙于权利争夺时，刚好也是文学作品和商业资本初次正式结合，用一新的分商品方式刺激社会时，现实政治和象文学亦发生了奇异而微妙的联系。我想要活下去，继续工作，就必得将工作和新的商业发生一关系。我得起始走第二步路，于是转到一个更大更现实的都市，上海。上海的商人，社会，以及作家，便共同给我以另外一课新的测验，新的经验。

当时情形是一个作家总得和某方面有关连，或和政治，或和书店——或相信，或承认，文章路即不大成问题。若依然只照一个“老京派”方式低写，写来用自由投稿方式找主顾，当然无路。且现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既已染到作家间，于是行一现实争斗，一律以小帮伙作基础，由隔离形成小恩小怨，对立并峙。或与商业技术合，照需要，换阿谀，标榜同，企图市场独占。或互相在文坛消息上制造谣言，倾覆异己，企图取快一时。在这变动不安是非不明的现实背景中，人的试验自然也因之而加。为适应环境更需要尖手快，以及能忽彼忽此。有昨日尚相互恶骂，今日又握手言的。有今天刚发表雄赳赳的议论，大家正为他安全担心，隔一日却已成为什么什么老伙计的。也有一面兼营舞场经理，赌场掌柜，十分在行，一面还用绿笔写恋诗，红笔写革命诗的。…总之，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对于文学，由这些人说来，不过是一求发展求生存的工或装饰而已。既不过是工或装饰，闹而不认真，自然即下些恶，影响于社会的将来。很可惜即一些准备执笔的年青朋友，习染于这个风气中，不能不一面学习写作，一面就学习送丧拜寿。其时个人用个虔诚谨慎态度有所写作，成绩足以自见的，固不乏人。但一到集团，便不免空空。集团表面越势力赫赫，这门也就越见得空虚。

文运既由个人自由竞争转而成为党团或书商势力和钱财的堆积比赛，老板为竞争营业计，因之昨日方印行普罗文学，明日又会提倡儿童妇女教育。对作家则一律以不钱为原则，减少商品成本，方合经济学原理。但为营业计，每一书印尚可见大幅广告现，未尝不刺激了作者，以为得不到金钱总还有个读者。至于政治，则既有那用作家名分作委员要人的在内，当然还要文学，因此到某一天，首都什么文学夜会时，参加的作家便到了四五百人。且有不少女作家。事后报上还很生动的叙述这个夜会中的，以为要人和丽太太都席，增加了夜会的乐步空气。要人之一其实即是和我同在北平小公寓中住下，了十多年作家，还不曾印行过一个小小集的老朋友。也就是告我政治即权力的活动家。夜会过后，这“手生”一般现的四百作家，也就似乎忽然消失了，再不曾听说有什么作品上报了。这个现实象征的是什么，闹是否即步，或稍稍有步的希望？现实对某些人纵不可怕，对年青的一辈却实在是影响恶劣。原来一新的腐败已传染到这个门，一切如戏，缀政治。无怪乎“文学即宣传”一名词，毫无人觉奇异。…乡下人觉得三年中在上海已看够了，学够了，因之回到了北平，重新消失于一百五十万市民群中，不见了。我明白，还只走完第二段路，尚有个新的长长的寂寞跋涉，待慢慢完成。北平的北风和光，比起上海南京的商业和政治来，前者也许还能督促我，鼓励我，爬上一个新的峰，贴近自然，认识人生。

我以为作家本无足贵，可贵者应当是他能产生作品。作品亦未必尽可贵，可贵者应当他的成就或足为新文学运动提个较标准，创造步事实：一面足以刺激更多执笔者，有勇气，能作各新的努力和探险，一面且足以将作品中可浸寄托的宏博至情，对读者能引起普遍而良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