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用文字写成的书，搁在图书馆，还有一本用石和其他东东西西写成的大书，埋在地下，等待我们去阅读。中国这本大书内容格外丰富。去年楚文展览和最近在文化领导下，午门楼上那个全国土文展览，科学院考古所布置的河南辉县发掘展览，历史博馆新布置的河北望都汉墓画展览，及另一柜曹植墓土文展览，就为我们新中国学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无比重要的资料。大如四川“资人”的发现，已丰富了旧石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分布区域知识。全国各地新石中的石镰土，既可说明史前中华民族农耕的广泛，修正了过去说的商代社会还以游猎为主要生产的意见，也可说明西周封建农社会的经济基础，奠定男耕女织的原因。小如四川砖刻上反映的弋鸿雁时的缴架，土实的汉代铁勾盾，都能解决问题，证明文献。还有说明燕国生产力发展的铁范，说明汉代南海通的木船，说明汉代车制上衡轭形象的四川车俑，说明晋缥青瓷标准釉的周墓青瓷，说明青釉陶最原始形象的郑州土殷商釉陶罐，一般文史千言万语说不透的，一和实接，就给人一明确印象。这还只是新中国建设第一年，十五万件土文中极小一分给我们的启示。

另外还有许多新旧土十分重要的东西，实在值得专家学者给以应有的注意。近三百年的实，容易损毁散失的，更需要有人注意分别收集保存。这工作不仅仅是科学院考古所诸专家的责任，而且应当是新中国综合大学文史研究者共同的目标；也是一切术学校教术史和实用术形态以及纹设计重要学习的对象。因此个人认为教和文化目下就应当考虑到全国每一大学或师范学院，有成立一个文馆或资料室的准备。用它和图书馆相辅助，才能解决明天研究和教学上问题。新的文化研究工作，能否有一崭新的气象，起始就决定于对研究工作新的认识上和态度上，也就是学习的新方法上。即以关于余、宋二先生注解而论（就宋引例言），有始终不能明白地方，如果从实注意，就可能比较简单，试提以下数事，借作参考：

第一条“”引证虽多，但仍似不能解决。特别是用郑玄注礼，碰不到实际问题。因上的裹的常在变，周冠和汉冠已不相同，北朝漆纱笼冠和唐代四脚幞又不同。宋先生用“以书注书”方法是说不清楚的。若从实发，倒比较省事。“少年”极明显指的是普通人，就和官服不相，应在普通人上注意。西蜀、洛、河北各地土的汉瓦俑，河北望都汉画，山东沂南石刻，和过去发现的辽汉书、山东汉石刻，和时代较后的十七孝棺石刻，及画本中的《北齐校书图》、《斫琴图》、《洛神赋图》，及敦煌画上面，都有少年上的冠巾梳裹可以印证。

第二条关于跪拜问题，从文字找证据作注解，也怕不能明白清楚。因为汉人跪拜有形式：例如沂南石刻和辽宁辽营城画，有全伏地的，山东武梁石刻有半伏而拜的。另外也有拱手示敬的，还有如曹植诗作“磬折”式样的。余注系因敦煌唐画供养人得到印象汉石刻有这一式。宋文周折多，并不能说明问题。因诗文中如用“长跪问故夫”的意思，就自然和敬神行礼不是一样！接近这一时期的石刻却有不少长跪形象！

第三条余注不对，宋注也和实际不合。试译成白话，可能应作“不同的酒浆装在不同的壶樽中，酒来时端正彩漆勺、为客酌酒”酌的还大致是羽觞式杯中，不是圆杯，也不是商周的爵。长沙有彩绘漆勺土，另外全国各地都过朱绘陶明勺。汉人一般饮宴通用“羽觞”极少发现三足爵。曹植《箜篌引》中的“乐饮过三爵”诗意反映到通沟墓画上，也用的是羽觞。在他本人的墓中，也只挖羽觞，并无三足爵。如仅从文字引申，自然难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