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实在令人担心，所以我要亲自到歧阜去接她。她可能来不及带换洗衣服走的，不给她捎衣服去怪可怜的——由于这情况，所以我不同意她和邻居女孩一起来。前些天把我的想法告诉柴田时，他却说：

“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女人我能对付了的。”

如今我也觉得不该尽说些漂亮的空话，应该接受她来就好了。

柴田安我：

“看看我们周围，学生谈恋顺利的，十人中可以说难得有一人。而你顺利得反倒让人吃惊。一般随时随地都会遇到挫折的。”

虽说如此，但我为何也要加到这失败的行列中去呢。

“怎么办？”

“我现在就去歧阜。”

“就这么办。”

“什么也没准备，借给我一些钢笔铅笔，还有信封信纸和包袱之类的，还有的相片。”

“巾和牙刷呢？”

“路上买，你上带着钱吗？我只有一，也许随时要用的，到今里君那里也许能借到，不过估计锁门了，而且没时间绕去找他了。”

“我上没有，到停车场的途中可以去找朋友借。”

“也许是后炮，不过还是给寺院发个电报。”

我们匆忙地离开了旅馆。初冬的晚风冷飕飕的，柴田拉开斗篷的袖，用它披在我的肩膀，他这情的举止多少让我有难为情，我们同披一件篷走着，情绪多少稳定些了，也不气急了。

“不会是报纸登的那些离家逃的一员？”

我突然想起后问。

“什么，什么样的逃？”

那是前天晚报上登的消息，标题是“未曾有过的大逃，歧阜市男女学生共十二名集逃”六名男中学生带着六名女生逃了，又是发生在歧阜，让我有受惊。不过没有详细报这事，因为当时发生刺杀原敬总理大臣的消息占满了整版的报纸，而且是逃事件发生后两三天才登的，六名女学生中最年轻的是二年级15岁的，叫代，连姓的念法也和相近，不会是报纸误刊吧？

现在总觉得和的那封信有关系，不过是16岁，不是女学生，不大可能和那些农村中学生之大闹集逃这类事的，而且这事件是四五天前发生的，昨晚还在歧阜——不过也许她抱有只要能离开歧阜的想法说不定也参加了这一轰动一时的逃亡队伍？后来被抓回歧阜了？最后歧阜也呆不下了，养父母家也呆不下了，再次离家走了？难真是这样吗？我没有力气打消这杂念了。

来到驹达邮局门前，柴田动作麻利地拿掉斗篷摁住我的肩膀说：

“这件斗篷你就穿着去吧。”

“要走留住她。”电报上只写了这几个字，没有写明发信人名字，因为让离家走的是我，通知她要走留住她的也是我。

柴田替我去借钱回来了，但没借到，朋友不在家。我们坐上电车，车上遇到学校同学，柴田上对他说：

“喂，借钱给我，要去旅行用的。”

但是这位同学上也没带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