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可是他在旧社会里工作了这么些年，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他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他为了那个吃不饱穿不的位置，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时候所宝贵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志。然而苟安的局面也不能维持多久，他终于害肺病，失业，吐尽血，失掉声音痛苦地死去。他“要活”他“要求公平”可是旧社会不让他活，不给他公平。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可是他始终没有能等到她回来再见一面。

曾树生和她的丈夫一样，从前也是有理想的。他们夫妇离开学校的时候，都有为教育事业献的决心。可是到了《寒夜》里，她却把什么都抛弃了。她靠自己生得漂亮，会打扮，会应酬，得到一个薪金较的位置，来“提”自己的生活平，来培养儿读书，来补贴家用。她并不愿意“瓶”她因此常常苦闷、发牢。可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瓶”她声声嚷着追求自由，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虚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动，闹，我需要过情的生活。”换句话说，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她写信给她丈夫说：“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其实，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究竟有什么“痛快”呢？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自己的缺，有时也会到苦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绝不会想到，也不肯承认，这是没有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她从来就不曾为着改变生活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逃避。她离开汪文宣以后，也并不想离开“瓶”的生活。她很可能答应陈经理的要求同他结婚，即使结了婚她仍然是一个“瓶”固然她并不十分愿意嫁给年纪比她小两岁的陈经理，但是除非她改变生活方式，她便难摆脱陈经理的纠缠。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密切的联系了，她靠他帮忙，搭伙了囤积、投机的生意，赚了一钱。她要跟他决裂，就得离开大川银行，另外安排生活。然而她缺乏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她丈夫一死，她在情上更“自由”了。她很有可能在陈经理的情里寻找安和陶醉。但是他也不会带给她多大的幸福。对她来说，年老衰的日已经不太远了。陈经理不会长久守在她的边。这样的事在当时也是常见的。她不能改变生活，生活就会改变她。她不站起来行斗争，就只有永远在被动的地位。她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她不象一般母亲关心儿那样地关心他，他对她也并不亲。儿象父亲，又喜祖母，当然不会得到她的心。她一笔不算小的款供给儿到所谓“贵族学校”念书，好象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她在享受她所谓“自由”的时候，脑里连儿的影也没有。最后在小说的“尾声”里，她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只看见一片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跟着祖母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影片中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自己跟墓中人永不分离，她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她的儿和婆母。婆母对她温和地讲了一句话，她居然激地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到家乡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什么都可以。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她不会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哭一场。然后她会飞回兰州，打扮得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份，大宴宾客。她和汪文宣的母亲同样是自私的女人。

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原谅和同情的调。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我有意把结局写得暗，绝望，没有路，使小说成为我所谓的“沉痛的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宣传抗战胜利后一切都有办法，而汪文宣偏偏死在街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的时候。①我的憎恨是烈的。但是我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鼓舞人们的战斗情的是希皇，而不是绝望。特别是在小说的最后曾树生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人去楼空的惆怅觉，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我的“控诉”也是没有路的，没有力量的，只是一骂为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