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的）里倒上了槐枝艾叶熬成的苦，冒着气。参加典礼的老太太们、媳妇们，都先“添盆”把一些铜钱放盆中，并说着吉祥话儿。几个生，几个红、白，也随着“连生贵”等祝词放中。这些钱与东西，在最后，都归“姥姥”拿走。虽然没有去数，我可是知落的铜钱并不很多。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能不谢白姥姥的降格相从，亲自，同时也足证明小白姥姥惹的祸大概并不小。

边洗边说，白姥姥把说过不知多少遍的祝词又一句不减地说来：“先洗，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洗洗，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大家听了，更加佩服白姥姥——她明知盆内的铜钱不多，而仍把吉祥话说得完完全全，不偷工减料，实在不易多得！虽然我后来既没作知县，也没作知州，我可也不能不谢她把我的全都洗得净净，可能比知县、知州更净一些。

洗完，白姥姥又用姜片艾团灸了我的脑门和上的各重要关节。因此，我一直到年过甲都没闹过关节炎。她还用一块新青布，沾了些清茶，用力我的牙床。我就在这时节哭了起来；误投误撞，这一哭原是大吉之兆！在老妈妈们的词典中，这叫作“响盆”有无始终持不哭、放弃吉利的孩，我就不知了。最后，白姥姥拾起一大葱打了我三下，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到后来也应验了，我有时候的确和大葱一样聪明。

这棵葱应当由父亲扔到房上去。就在这要关，我父亲回来了。屋中的活跃是无法形容的！他一来，大家便一齐向他喜。他不知请了多少安，说了多少声“谢啦！”可是睛始终瞭着炕中间。我是经得起父亲的鉴定的，浑一尘不染，满是槐枝与艾叶的苦味与香气，发虽然不多不长，却也刚刚梳过。我的啼声也很雄壮。父亲很满意，于是把褡裢中两吊多钱也给了白姥姥。

父亲的兴是不难想象的。母亲生过两个男娃娃，都没有养住，虽然第一个起名叫“黑妞”还扎了耳朵，女贱男贵，贱者易活，可是他竟自没活许久。第二个是母亲，在除夕吃饺的时候，到门外去叫：“黑小、白小，上炕吃饺！”那么叫来的白小。可是这么来历不凡的白小也没有吃过多少回饺便“回去”了，原因不明，而确系事实。后来，我每逢不好好地睡觉，母亲就给我讲怎么到门外叫黑小、白小的经过，我便赶蒙起来，假装睡去，唯恐叫黑、白二小看见！

父亲的模样，我说不上来，因为还没到我能记清楚他的模样的时候，他就逝世了。这是后话，不用在此多说。我只能说，他是个“面黄无须”的旗兵，因为在我八九岁时，我偶然发现了他皇城的那面腰牌，上面着“面黄无须”四个大字。

虽然大没有来，小六儿没吃上饭，和姑母既没给我“添盆”反倒赢了好几吊钱，都是中不足，可是整个的看来，我的洗三典礼还算过得去，既没有人挑，也没有喝醉了吵架的——十分谢二哥和他的“酒”！假若一定问我，有什么值得写历史的事情，我倒必须再提一提便宜坊的老王掌柜。他也来了，并且送给我们一对猪蹄。

老王掌柜是胶东人，从八九岁就来京学习收拾猪蹄与填鸭等技术。到我洗三的时候，他已在北京过了六十年，并且一步一步地由小力笨升为大徒弟，一直升到跑外的掌柜。他从庆祝了自己的三十而立的诞辰起，就想自己去开个小铺，独力经营，大展经纶。可是，他仔细观察，后起的小铺总是时开时闭，站不住脚。就连他的东家们也把便宜坊的雅座撤销，不再附带卖酒饭与烤鸭。他注意到，老主顾们，特别是旗人，越来买越少，而案上切的技术不能不有所革新——须把生切得片儿大而极薄极薄，象纸那么薄，以便看起来块儿不小而分量很轻，因为买主儿多半是每次只买一二百钱的（北京是以十个大钱当作一吊的，一百钱实在是一个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