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结构的加制棚（尽现在劳改营里除了喝“契菲尔”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违章事件，没有胡闹、斗殴，甚至打牌的也没有了）。营区必须排队，而且上要笔，否则既不让去，也不让来。如果吃得脑病的看守发现队伍里有人烟，就会立即冲过来，一脚把人踢翻在地，夺下香烟，拖禁闭室。如果今天没有带去劳动，那你也休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你应该像看展览品一样看着你的床，直到晚上睡觉前不能靠近它一步。一九六三年六月，下达了一技革命令，要求把营区周围的草全光，免得囚犯躺在地上休息。个别还留下草的地方，则树起小木牌：“不许躺卧！”（伊尔库茨克州）

啊！这一切都多么熟悉！我们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些？我们不久前还听到有人谈论这类劳改营？这不就是贝利亚时期的特劳改营吗？特。特别…

再看看京利卡姆斯克的特别制度吧。人们写：“只要稍微有闹声，冲锋枪简会立即从送饭伸来。”

当然，到都是为了一小错误就会关惩戒隔离室的。例如，派一个人去单独往汽车上装泥板（每块一百二十八公斤），他搬不动，拒绝了。为此关他七天惩戒隔离室！

一九六四年，莫尔多维亚的一个年轻囚犯得知。似乎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在日内瓦签署过一项国际协议。禁止在监禁地迫囚犯劳动。于是他不再去劳动了。这一心血来的举动使他蹲了六个月的惩戒隔离室。

“这一切全都是族灭绝罪。”——卡拉万斯基这样写。

可是，要是英国工党的左派分对此有另外的叫法呢？（哎呀！不要老跟工党左派过不去嘛！要知，如果连他们也对我们不满意的话，我们的威信不就全完了吗！…）

但是，怎么总是说这些沉闷不快的事情呢？为了得公，我们让一位年轻的“实际工作者”来评论一下这个制度吧。这个人是一九六二年从塔夫达的内务学校毕业的。他说：“从前（一九六一年以前），召开报告会时要派十名看守去维持秩序，还不好。现在呢，连苍蝇飞的声音都能听见。囚犯们互相监督。他们都怕被转为另一更严的制度。现在工作好多了，尤其是颁布了那项（关于枪决的）命令之后。已经对几个人适用过了。可不像从前那样：囚犯拿着刀跑到岗楼来对你说‘把我抓起来吧，我把那个坏给宰了！’…那时候真是没法工作。”

当然，空气净多了。移民区学校的一位女教员也证实了这一。她写：“谁敢在政治讨论课上偷偷地笑，就会丢掉提前假释的可能。但是，如果你属于积极分，那你再闹厉害也没事，你只须注意别人不扔烟、迅速脱帽之类的行为就行了，你自己可以轻活，拿到一个好鉴定，将来办时也会照顾你的。”

还有所谓“集委员会”和“维持内秩序小组”（尔琴科把这小组叫作；“母狗去散步小组”每个字的字都一样。）这些组织很像民团，成员都佩带红袖章，任务是监督囚犯违反制度的行为，帮助看守！而且这委员会有权建议给予惩罚！凡是有条件适用“三分之二刑期”和“二分之一刑期”的人都必须帮助“维持内秩序小组”的工作，否则“提前假释”就不会有你的份。而那些必须服满刑期的人则不去，因为他们不需要。阿列克谢耶夫写：“比较起来，群众大都宁愿选择缓慢的死刑，也不想参加这类委员会和小组。”

这不就是某净化了的气氛吗？是吧？看，劳改营里居然也有社会活动！这社会活动会培养人们多么尚的品质啊（培养人们颜婢膝、告密陷害、把邻人推下火坑）！而这就是那个金光闪闪的、通向改造的天堂的梯！但是，这梯又是多么啊！

例如，拉斯波的第二劳改区的奥卢霍夫（共产党员，曾任商店经理，因贪污坐牢）就来信抱怨。他在模范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发了言，揭发了一些人，并“号召那些误歧途的祖国儿女认真参加劳动，改造自己”听众报以烈的掌声。但是，当他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却有一个囚犯走过来对他说；“假如十年前你这块臭讲刚才这番话，我会当众在讲台上就把你宰掉。现在不行了，法律妨碍我，保护着你这条母狗！宰了你，我也会被枪毙的。”

读者会到，一切事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会到对立的统一和矛盾的互相转化吧？一方面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则依靠关于枪决的命令，不是吗？（还有，读者注意到这个人说的时间了吧？“假如在十年前…”这就说明，十年前的囚犯今天仍旧关在原地。一个时代过去了，它已不复存在，可是这个囚犯却仍旧关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