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间有乌克兰人，也有诺夫哥罗德人，大都是孤独的妇女和老人。他们最老实.也最不幸。他们听到大赦的消息很兴奋，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乡去了。但是，两个月后却接到一纸冷冰冰的解释：这批人的（补充的、未经法院判决的）放不是为期五年，而是永久的，所有放之前的原五年刑期已不起作用，这些人不在大赦之例…有一位叫东尼娅-卡扎丘克的妇女，她本来是个自由人。她从乌克兰到这里来看望被放的丈夫时，当局为了“整齐划一”起见把她也填写成了放移民。听到大赦消息后她向警备司令提了请求。但人们“合理地”驳回了：你从未被判过五年刑，和你丈夫不一样，你的放没有期限，所以大赦不涉及你。

这样的话，什么德拉古、梭、查士丁尼连同他们的法典”就都得统统见鬼去了！…

这样，谁也没有从大赦中得到什么。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特别是贝利亚完之后，真正的缓和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来到了我们这放的国度。判五年刑期的人被释放回家。放者的女可以到附近的大学去上学了。在工作单位无人再指着鼻说“你是刑犯！”一切都有所缓和。有的放者甚至得到了职务上的升迁。

警备司令里有些办公桌空了来。“这位警备军官哪去了？”“他吗？他不在这里工作了。”警备司令的编制在压缩，人员大大减少！态度比从前和气了。神圣的汇报制度如今也不那么神圣了。“今天上午没来时汇报？行啊，下次再说吧！”忽而给这个民族，忽而又给那个民族恢复了分权利、放者可以在本区范围内自由旅行，申请去其他州的手续简化了许多。人们越来越多地传说：“快要放回家乡了。回家乡！严确实，那些因当过俘虏而被放的土库曼人回家乡去了。接着又放回了库尔德人。有些人开始变卖房产，房价大大跌落。

还放回去一些“行政放”的老人，这是因为有人在莫斯科替他们奔走，现在他们恢复了名誉。波动遍及各个角落，所有放者心里都乎乎地：莫非我们也要动一动？莫非我们也…对

可笑！好像这个制度真会发善心似的。不能相信！劳改营教给我flJ的就是：不能相信！我个人更是没有必要相信，因为在那里，在宗主国本土，我一个近亲好友也没有，而在这里，在放地，我几乎到自己是幸福的。也许这只是由于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生活吧。

不错，放的第一年我被病折磨得很厉害，疾病像是监狱看守的盟友，一心要扼杀我。整整一年，科克切列克的所有医生都不能确诊我的病。我勉支持着上课，睡眠时间很少，量很小。从前在劳改营写下来保存在记忆里的和到放地后写的东西，我都必须尽快写成文字并埋在地下。（启程去塔什的那个夜晚，一九五三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记得十分清楚：我到自己的全生命和全文学活动就要结束了。真嫌太短，太少！）

可是，病好了。这才开始了我长达两年的真正好的放生活。只在一上有些苦闷，到中不足，便是我没能结婚：这期间我未能找到一个能够把这孤独之托付给她、把我的全写作和秘密宝藏托付给她的妇女。尽如此，这整个期间我的情绪昂、饱满，我是幸福的，没有到不自由。学校里分上下午两上课，我愿意教多少节课就教多少节，我在教课中找到了幸福。我的课从不使学生到厌倦乏味。每天我还可以些时间来写作，而且在这段时间里神从来不张：刚一坐下，笔下的字就自然地一行一行写来。每到星期天，只要不赶我去替集农庄创萝卜，我就一直写作，全天时间都用在这上面！我还同时开始写小说（十年之后被查封了）。我还有许多素材，够我写很长时间的。至于版，反正得在我死后。

我手有了些钱，便首先买了一所单独的僻静的小土房，定了一个固的写字台。晚上仍睡在那两只空木箱上。我还买了一架能收短波的收音机，夜间把窗帘拉起来，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透过瀑布般的扰声捕捉那微弱的、禁止我们收听的西方广播，倾听着渴望听到的消息。听不清的地方就只好它的思路自己补充了。

几十年的谎言把我们害得好苦，如今哪怕是支离破碎的真相的一些小小片断也都是我们所渴望得到的！不然的话，便不值得费这许多时间了；西方在患幼稚病，它已经无力继续以其智慧和定神丰富我们这些群岛上成长起来的人们了。

我的小土房位于村镇的最东。篱笆外面就是溉渠，草原。每天早晨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日。草原上只要有微风，就足够人敞开膛尽情呼了。黄昏和夜晚，不是明月当空还是漆黑，我都同样在草原上散步，忘情地呼草原的空气。土房周围一百米之内没有其他住宅。

我已经安于这生活。就算不是“永久”吧，至少也准备在这里住上二十年（我不相信完全的自由会在二十年内到来。我是有些估计错了）.我似乎已不想再到别去（尽一看见俄罗斯中的地图就抑制不住心起伏）。对我来说，整个世界并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那个引人的世界，而是我亲自经历的那个世界，它就在我的内。我的全任务就是要描写那个世界。

我到自己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