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这所学校就是放者家的孩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受教育场所。另外，沙漠地带的人生活贫苦，但对这些孩们来说，这倒可以避免把力分散在各娱乐上，这些娱乐对于二十世纪的、从敦直到阿拉木图的青年起着多大的腐蚀作用啊！宗主国本土上的孩们已经不习惯学习了，他们失去了学习兴趣，把学习看作一不得不尽的义务，因为在成年之前总要找个地方呆着。但是，这些放者的孩则不然。如果好好教育他们，他们是把学习看成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的，学习对他们就是一切。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好像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脱离二等公民的地位，同那些一等公民的孩们平起平坐。他们的自尊心只有在认真学习中才能得到满足。

（不，不只是学习。还有学校里一些凭选举担当的职务和青年团的职务。还有从十六岁以后可以参加的普选。这些可怜的孩渴望着平等，哪怕是平等的假象也好！不少孩以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到自豪，认真地在小组会上作政治时事讲话。有一个年轻的日耳曼族姑娘，维克托丽娅-努斯，她考了两年制的师范专科学校。我勉励她说；不必以自己的放者家为耻辱，应该以它为骄傲。可是完全乎意外，她像着一个病人似地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急于参加共青团，那就拉他们去；上面已经同意你团了，可你却不久，为什么？科克切列克有几个日耳曼族小姑娘是秘密教派的信徒，她们就是被迫加共青团的，不加的话，她们全家会被赶到更远的沙漠里去。啊，你们这些诱惑青年的人！真该给你们脖上挂个大磨盘，把你们沉到河里…）

我这里讲的全是科克切列克中学“俄罗斯人班”的情况。（其实，这些班几乎全不是纯粹的俄罗斯人班，而是日耳曼人、希腊人、朝鲜人、少数库尔德人和车臣人、本世纪初期迁移到这里的乌克兰人的后裔，哈萨克人“负责”的女等占多数，这些“负责”的家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学俄语。）哈萨克人一般居民的孩则组成“哈萨克人班”这些班的学生十分腼腆怯生，大分（没有被官气沾染坏的家的）孩都很直、诚恳、有传统的善恶观念。他们在没有被妄自尊大的虚伪教育损害之前大多如此。这些班里是用哈萨克语讲课，但那授课几乎等于无知的扩大再生产，因为第一代教员就是勉勉拿到毕业证书的，而这些一知半解的人却又摆一副大学问家的面孔到去误人弟。一些哈萨克女孩们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也能混到一个“及格”而从中学和师范学校毕业。因此，当这些于原始愚昧状态的孩们接到真正的教学时，他们的全心便会被引住，他们不仅认真地听，专注地看，而且嘴里也在不住地重复着老师讲的话。

面对孩们这学习情，我在科克切列克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而且在这三年中（很可能以后还有许多年）我只为此一就到很幸福、分给我的课时不够用来改正过去教学中的错误和弥补漏教的课程，于是我就给学生规定课外补习时间，组织学习小组，带领他们实习，组织天文学观测…学生们极情地参加这些活动，比看电影还积极。我还担任班主任工作，而且给我的班全是哈萨克学生，这个班我也很喜。

但是，我的一切喜悦都局限于教室的四之内和上下课的铃声之间。在教员休息室、校长办公室和区教育局，则到使人到那全国普遍的通常的沉闷。对我来说，还要加上放地位所造成的特殊的难堪。我来之前，教员中间就有日耳曼人和受到“行政放”的人。这些人都受歧视。人们一有机会就提醒我们：允许我们教师行列是当局的莫大恩惠；搞得不好，随时可能失去这宽大待遇。放来的教员最怕（当然，别的教员也于依附地位，也怕）给区首长的孩们判的分数不而得罪领导二他们还怕全班的平均分数不而惹恼校长。所以大家都抬分数，这就更促了整个哈萨克斯坦的无知的扩大再生产。此外，放者教员（和哈萨克人单教员）还要“纳贡”和“捐款”：每月要从他们工资中扣除三十五卢布，谁也不知作什么用。校长（别尔杰诺夫）可能突然宣布他的小女儿过生日，那么每个教员就得各五十卢布送礼；此外，校长或区教育局长时而会把这位或那位教员请到办公室去，提要向他“借”三五百卢布。（不过，这倒是本地区的风俗。或曰“制度的共同特”学生们在毕业晚会前也要每人一只羊或半只羊，这样就保证能拿到毕业证书，完全文盲也无妨。毕业晚会照例变成本地区党的积极分们狂饮作乐的酒宴。）另外，区一级的领导人都是某地函授学校的学员，他们的所有考卷全要由学校的教员们负责代答。（考卷是老爷派通过教导主任下来的，因此，隶教员们连拜见自己为之代答的函授生的“殊荣”都得不到。）

我对这一切全采取僵的不妥协态度。这是因为我立即看自己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不知是由于这态度，还是因为时代正在变得不那么严峻，或是这两者一起帮助了我，总之，我没有把脖伸这个枷锁去。只有分数判得公平，学生们才会努力学习，所以我判学生考卷时从不考虑谁爸爸是区委书记。我也不“纳贡”不“借”给领导钱（区教育局的蛇局长就无耻地向我“张过嘴”！）。每年五月，贫穷的国家便要用公债形式搜刮掉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这已经够受了。（劳改犯人被剥夺了购买公债的权利。现在我自由了，放确实把购买公债的权利还给了我。）不过，我的“原则’‘也就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