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额是由财务稽员估算的，再加上那些除了当积极分之外什么也不会的害红病的懒汉们在财政局了不少冷风，所以给他们估得很），合伙人被迫关闭了作坊。一九二九年，季莫费第一批主动加了集农庄，把一母、一匹好和全农都给农庄了。他在集农庄的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劳动，还替农在饲养大了两。农庄垮台了，许多人从农在逃走，可是这时已经有五个孩的季莫费往哪里去呢？而在财政局人们的里他还是个财主呢（“他帮别人给牲治病不是也有收吗！”）。所以，即使加了农庄之后，还是不断地向他索取额税款。他无法支付，就从他家里拿走东西。他家有三只羊。有一次，他的十一岁的小儿把羊赶去，逃脱了财产登几，可是不久羊还是被人牵走了。后来又来登记财产，在这可怜的家里确实一无所有了，可是财政局那些无耻之徒竟然把栽在木桶里的三棵小橡树也登记去了。这时季莫费忍无可忍，便当着他们的面就用斧把三棵橡树劈了。这是什么？！第一，他毁坏了已经不属于他而属于国家的财产；第二，他抡动斧煽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第三，他的行为诋毁了集农庄制度！

而基什金诺村集农在这时已经摇摇坠了，谁也不愿意再去活，谁也不再相信它，已经有将近一半人逃走了。因此，这正是需要杀一儆百的时候。于是：这个恶不改的“耐泼曼”季莫费-奥夫钦尼科夫，他钻集农庄原来就是为了把农庄搞垮的！现在据村苏维埃主席肖科洛夫的决定。没收他家的一切财产！这是一九三二年，这时大规模制迁移已经结束，所以没有放他的妻和六个孩（包括一个吃的婴儿），只没收了他家的房，把一家人抛到街。（他妻带着六个孩历尽千辛万苦，在一年之后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找到了娘家父亲。奥夫钦尼科夫一家人都是活到八十岁左右的，只有季莫费一个人在这生活折磨下五十三岁就离开了人间。）

甚至到了一九三五年还有类似的事。复活节那天，喝得醉醺醺的集农庄主席在被剥夺光了的农村街上转来转去，向个要钱买酒。不给？“我们要剥夺你的财产！”“放你！”而且真的会放的！你是个嘛！这就是“伟大的转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也绝不描写那充满苦难的放的旅程，不描写农民在路上是怎么走的。似乎把他们装上车，送走了，故事也就到此结束，可以画上三个“米星号”结束这一章了。

被放的人如果能在天气和的季节坐上大车，那就是十分幸运了。往往则是带着婴儿，带着几岁、十几岁的孩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坐雪橇走的。一九三一年二月间，新西伯利亚州科契涅沃村的人们在曾经看到由武装士兵押送的大车队连续不断地从村里经过——从冰雪的荒原中来，又走向冰雪的荒原中去了。那些人只有经过押解人员批准才可以农家和几分钟，而且来后要追上车队，不能耽误车队的行程。（这些格别乌的押解人员如今不是仍然活在世上，领着养老金吗！他们总该记得这一切吧！也可能忘掉了…）这些车队纳雷姆沼泽地之后，就全留在这无底似的吃人地带了。当然，小孩们早在到达沼泽地之前就冻死了。

原来的意图就是这样的——就是要这些农民的同成年人一起灭绝。自从传说中的吃人王消失之后，只有“先学说”能够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把男女老幼一下统统消灭掉。希特勒算什么！希特勒在这方面还不过是他的小学生。希特勒幸运的是这时已发明了窒息汽车，所以他才了名。可是，对于我国的杀人方法好像谁都不兴趣似的。

庄稼人知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命运。因此，如果他们幸运地坐上了移民列车，而列车又幸运地经过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就把那些幼小的、但已经会爬的孩从车窗抱去，放在车站站台上：孩，你自己到人世间去找活路吧！讨饭去吧！免得同你爹娘一起死掉！

（在饥饿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间，阿尔汉格尔地区曾实行对穷人的孩免费供给小学早餐的办法，发给他们服装给票证。但是，这些东西是绝不发给那些特殊（制）移民的可怜的孩的。）

有一列从顿河地区开的移民列车，里面全是哥萨克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全在“开会”时被抓走了。）车里有个妇女临产了。可是，每天只发给她们一杯冷，三百克面包，这还不保证天天都有呢。接生婆？连想都别想！母亲自然不会有，婴儿饿死了。埋到哪里？两名押运兵走了她们的车厢，在火车运行途中打开车门把小尸扔了去。

（这列火车开到了宏伟的格尼托哥尔斯克建设工地。她们的男人们也被送来了。要住？你们自己挖地屋吧！从格尼托哥尔斯克起，我们的歌功颂德派诗人们就开始关心起来了，就开始在作品里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