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居民对放者的疏远也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地人对放者有任何亲近的表示，都会招致迫害，犯禁的人要被放到其它地方，年轻的要被开除共青团。

由于全国的冷漠态度而灰心失望的苏联放者甚至丧失了逃跑的意志。对沙俄时代的放者来说，逃亡像是一有趣的育锻炼：斯大林五次逃亡，诺金六次逃亡。那时他们即使被捉住，也不会为此吃弹，不会去服苦役，而只不过是在一次有趣的旅行之后重新被送回原放地。可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僵而庞大的格别乌却对放者实行了党派内连坐制度：一个人逃跑，与他同党派的所有人都要负责！由于空气稀薄得不过气，压迫太难忍受，致使那些不久前还是骄傲而威武不屈的社会主义者竟也不得不接受这连坐制度！现在他们自己，以自己的党的决议的方式，禁止自已逃跑！

其实，逃又逃到哪里去？到谁那里去？…

老于世故的、善于寻找理论据的机灵人很快就想了一理论：现在不是逃跑的时候.应该等待。而且，总的来说，现在也不是行斗争的时候，也应该等待。尼-亚-曼德尔施塔姆就曾证实，三十年代初期放到切尔登地区的社会党人完全放弃了任何抵抗，甚至到灭亡不可避免。他们唯一较现实的希望是：加判新刑期时最好不要重新逮捕，最好就让他们在当地签字.济样总还可以把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家当保留下来。他们在德方面给自己提的唯一任务是：在死亡之前保持人的尊严。

在苦役营中我们由被压碎的个突然开始联合成为一个整，在这以后，回想以前那个分崩离析的过程，觉得很悲哀。但是我们这几十年，社会生活是朝着扩大和充实（气）的方向走的，而那个时代它正走向压迫和缩（呼气）。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是不该责备那个时代的。

另外，放也分成各等级，这更使放者离心离德，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当局规定了不同的更换份证的期限（有些人要每月更换一次，而且手续非常繁杂）。每个人都怕落到更坏的一级去，因而尽量奉公守法。

直到三十年代初期还保留着一最宽大的惩罚方式：不是判放到某地，而是判“减号”（“排除”），即不限定受惩罚者必须到某地去居住，而是“减去”即排除若城市，除这几个城市之外他可以任意选择居住地。一旦选定之后，他同样必须在这个自选的地方住满三年期限。受到这惩的人无须到格别乌机关去登记，但也无权离开该地区。在那失业的年代职业介绍所不给受“减号”惩的人介绍工作。如果他自己竟然没法找到了工作，也会对该单位施加压力，迫使解雇他！

“减号”判决好比大针；用它暂时把害虫钉在那里，它就会老老实实地在那里等待。直至到他正式被捕为止。

当时人们还信任这个先的制度，认为这个制度不会实行放，而且也不需要实行放！还相信会有大赦，特别指望在光辉的十月革命节十周年前夕有大赦！…

大赦终于盼来了。大赦却像是当一。对刑犯（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只减免四分之一刑期（即三年刑期只减免九个月）。但是，因为整个大牌阵早已布置好了——三年放之后接着要蹲三年政治隔离所，然后又是三年放——所以，这九个月的减免丝毫没有使生活变得好些。

何况这期间还可能重新审判、重新判刑。无政府主义者德米特里-维涅季克托夫放到托博尔斯克去三年，而在快满刑的时候（一九三七年）他又被捕了“确凿无误”的罪状是：他“散布了有关公债的谣言”（关于公债可能有什么语言呢？反正每年五月，就像一定会开一样，必定会发行新公债。）和“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是啊，被放的人应该恩德、庆幸自己的遭遇才对：）既然他犯下了这么卑鄙的罪行，还能怎么办？！判枪决，七十二小时内执行，不准上诉！（关于他后留下的一个女儿加丽娜，我们在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