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比今天的囚犯生活更有希望和信心！

但也不单是由于社会的沉默和格别乌的压迫。那些被放者自己，那些没有党的假想党员们自己又怎么样呢？我这里不是指立宪民主党人，这时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立宪民主党人了，他们已被消灭光。可是，在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三0年时期作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又意味着什么呢？当时国内已经没有任何符合这一名称的社会活动家集团。二十年代初曾要求所有社会党人放弃他们党派的信仰，大分人同意这样，脱离了自己的党派，声明忠于自己信仰的人只是很少数。（虽然在历史的回顾时，我们觉得这类信仰已经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实际上只是为布尔什维克得势帮了忙。自从革命胜利那一天起，在整个动沸腾的十年中，这些所谓的党派没有重新讨论过自己的纲领，甚至假如这些党派突然复活，它们大概也不会知该怎么理解当前事件，该提什么建议。所有报刊谈到这些党派时早已习惯于使用过去时态了，它们的一些幸存的党员如今完全生活在家中，从事专业劳动，关于自己的“党”连想也不再想了。但是，格别乌的档案记载却是抹不掉的。于是，突然据某个夜间信号又把这些分散在各的驯顺的家兔一个个揪来，经过监狱，押送到…譬如说，布哈拉地区去。

伊-瓦-斯托利亚罗夫就是这样在一九三O年来到这里的，他在这里见到了从祖国各地揪来的、衰老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些脱离了习惯生活的老朽，如今只好在这里开始争论他们的问题、估计政治形势提各建议、行猜想：假如当初…的话，假如…的话，那么历史就会怎样发展…

于是，这些人便自然而然地拼凑成了某东西，但它已经不是政党，而是…一只将要被击沉的靶船。

在放地人数较多的是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亚尼亚的达施纳克党人，那是共产党夺取了他们的共和国以后被大批放到远地的。人们回忆说，属于社会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生气蓬的青少年组织“加舍梅尔”和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农业公社的合法组织“盖哈鲁茨”是二十年代的一个活跃的、有战斗力的党派。一九二六年他们的中央全被捕，一九二七年把还不到十五六岁的男孩和女孩们从克里米亚抓去放。他们被送到图尔特库里及其它理严格的地方。这才真正是一个党——团结，顽，信自己的正义。但是他们争取实现的不是共同的目标，而是他们单独的目标：要作为一个民族生活，要在自己的勒斯坦生活。自愿放弃了祖国的共产党对别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声

在各个放地，社会党员们仍在寻找自己人，他们的各派别在形成并且积极地活动，建立着互助基金会（但有严格的派别界限——自己人只帮助自己人）。从容易找工作的地方，例如奇姆肯特，给“北方的”没有工作的同党以及蹲隔离所的人寄来救济金。为获得“政治犯地位”而斗争的思想表现得十分活跃。（社会党人在整个苏维埃时期都未能懂得，不捍卫全囚犯的权利，而只捍卫自己的和自己人的权利——这是多么丢脸。）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实行过合伙饭，看孩，因此自然会有一些集会，互相家访之类的活动。他们在放地共同庆祝“五一”（示威地不纪念十一月七号）。

在苏维埃年代形成的各党派之间的不友好的关系大大地削弱了放者的力量，自二十年代中期起，放地现了大批托洛茨基分，他们除了自己之外，不承认任何人是政治犯，党派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尖锐了。

在放地“政治犯”｛rJ仍有机会放弃原来的观并通过这条路得到释放，但是在各个派别的睛底下，这类事情在这里毕竟很少见。不过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是被解除了放（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名字被遗忘了）——这样一来，行动科的鹰对留下的人盯得更凶狠了。一九三七年就把他们全关了监狱。

二十和三十年代生活在放地的，并不单是社会党人，——而且社会党人完全不占主要地位（一年比一年明显）。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的有妨碍确立新制度的无党无派的知识分。有国内战争中没消灭净的旧人员。甚至还有“因为狐步舞”而被抓的男孩。有行招魂术者。有搞通灵术者。有神职人员——他们最初还有权在放地弥撒。还有普通的信徒，普通的基督徒“（好几百年前俄罗斯人曾把这个词稍加改变，用以称呼农人）。以及普通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