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则在为自己辩护。

我禁不住怒火冲上心，下决心要挫败他。我请求发言，报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声一样把我的姓名向记录人员重复一遍）。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我清楚地知在座的囚犯中间不见得谁会比我能够更快地说一个语法正确的完整句。但是，我能够对主席台上这些人说些什么呢？这一我却一也没有想好。把我在这本书里写下的一切，把我们多年的苦役刑期中验的和绝中所思考过的一切全都讲给他们听吗？那与讲给大猩猩听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人仍然算是俄罗斯人，也还能听懂几个简单的俄语句，诸如：“请允许我去！”“请允许向您报告！”之类。但是，当他们像目前这样坐次长桌后面，排成一排，把他们那一张张同样都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喂养得白白胖胖的嘴脸陈列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十分明显：他们早已完全蜕变成另外一独特的生，因而，我们和他们之间原来仅存的那一语言联一系也就无可挽回地断绝了。剩下来的唯一联系便是弹的联系了。

只有那个长脸额的家伙还没有完全变成猩猩，他能听清并听懂我的话。我刚说了几句，他就企图打断我。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闪击对话比赛。

“你在哪儿劳动？”

（请问，在哪儿劳动有什么相？还不都是一样吗？）

“在机械制造厂！”我扭掷给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继续讲我原来要讲的话。

“就是制造刀的那个地方吧？”他正面直接向我打来。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机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气地旁敲侧击（我自己也不知当时怎么会有这么清晰明快的思路）。

我迅速地、不停顿地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也是想让他们学会首先老老实实地听听别人讲话。

那个中校藏到桌后不作声了。可是，突然又从桌下来咬了一：

“是匪徒们叫你来当代表的吧？”

“不！是你们叫我来参加会的！”我也单刀直，回敬一句，上庆祝胜利似地继续讲自己的话。

后来这个家伙又来两次，被我一一回之后才算完全沉默了。我胜利了。

胜利了，可是，为了什么呢？一年！我的刑期还剩一年。可这一年却压制着我，使我的无法对他们说他们应该听到的话。我本来可以在这时发表一篇不朽的演说，但是那样的话，明天我就会被枪毙。如果我的演说能够向全世界播送来，即使明天枪毙我，我也还是会发表它的。但是，不，这里的听众太少了。

因此，我并没有向他们指这里的劳改营是法西斯式的，它是政权蜕化变质的标志。我只限于在他们伸长的鼻前面撤一些煤油以破坏他们的嗅觉。我认在座的有警卫队长官，于是我就诉说警卫人员们往苏联军人脸上抹黑的不面行为；他们帮助偷窃建筑材料，并且态度蛮横暴，以至堕落成了杀人犯。我接着就描绘了劳改营的看守人员，他们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常常迫囚犯替他们偷窃建筑材料（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带人就是坐在这里主席台上的军官们）。这些人的行为对于希望得到改造的囚犯们起着多大的破坏改造的作用啊.！

我自己也不喜我的发言。要说收获，我只是在速度上占先，赢得了一些时间。

在我争得的一片寂静中，一位姓梯的作业班长站起来了。他由于过分激动，或者是生如此，说话慢吞吞的，有些齿不清。他说：

“从前我同意别人的说法…说我们的生活…像狗一样

主席台上那个中校立即竖起了耳朵。发言者的光很难看，他那变得残酷可怕的脸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字儿形容的。只听他接着说：

“可是，如今我发现，这说法不对。”

那个机灵鬼立即又眉开笑了。

“我们的生活…远远不如狗！”姓梯的班长大声而有力地说，语调突然一变。在座的班长们全张起来了。只听他迅速地说：

“狗只是在颈上带一个号码，我们上有四块号码布。人们用喂狗，可我们吃的是鱼骨。人们不叫狗去蹲禁闭，了望塔上不向狗开枪，也并不给狗判二十五年苦役！…”

现在即使再打断他也不要了，他已经把主要的话全说来了。

接着，切尔诺戈罗夫站起来。他首先说明自己曾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然后发了言。还有另一个班长也要求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很勇敢而情。主席台上的人不断重复他们的姓名。

也许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将给我们带来灭亡…也许这堵可诅咒的墙只是由于他们颅的撞击才会被摧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