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小些，需要自己动手的事情多些。不过他们倒是不吝惜自己的手，如果需要让什么人在惩戒隔离室或看守室里遍血，他们可以三人一起勇敢地对付一个，哪怕打得他爬不起来。一年一年地他们在这个职务中变得越来越暴，在他们上你发现不到像一小片浮云那么大的对、冰冷、饥饿、疲惫和垂死的囚犯们的怜悯。犯人们在他们面前也像在大首长们面前一样地没有权利和没有保护。他们同样可以任意压迫犯人而觉得自己是人上人。在怒、逞凶方面，他们遇不到任何障碍。而当你可以打人而不受惩罚的时候，你一开了就不想罢手了。暴行为有兴奋作用，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是这么威风凛凛，以至自己都害怕自己了。看守员们既在行为方面、也在格方面积极地模仿着他们的军官，但是他们上没有那块金牌牌，军大衣也是脏兮兮的，到哪里去都得走路，也不许他们使用犯人当自己的用人。他们自己在菜园里挖土，自己照家畜。当然，提溜个把犯人到自己家里去半天——劈柴、地板——这可以，但是不能规模很大。工作时间的犯人不能占用，那就占用休息时间的犯人吧。（塔杰罗夫——在别列兹尼基，一九三0年——下了连续十二小时的夜班以后刚刚躺下，看守员就把他叫醒，派他到自己家里去活。你不去试试！…）看守员们没有世袭领地。劳改营对于他们究竟不是世袭领地，而是工作单位，因而他们既没有那傲气也没那大权独揽的气魄。在偷盗方面他们面前也有障碍。这是不公平的：大官们钱本来就很多，又可以偷得很多；看守人员钱很少，可是也只准许偷得很少。从保室里大袋地拿，人家是不让的。多是一小提包、现在我好像还看到那个大脸庞、亚麻发的基谢廖夫上士怎样走会计室去发命令（一九四五年）：“犯人厨房一钱油也不要发！只发给自由人员！”（因为油脂不够分了。他们就只有这特权——可以定量领到油脂…）要在劳改营的纫车间给自己什么，需要经营长批准，还得排队。在施工场地上可以迫犯人给自己零活——焊补、焊接、打造、车削什么。可是比小凳更大的东西并不是总能拿得去的。在偷窃方面受到的这个限制使看守员们，特别是他们的妻非常生气，因此对上级常有许多抱怨；因此生活还显得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在看守员们的中能现一些心弦不能说是心弦，而只能说是一些没有填满的、空虚的地方。人类的在那里还能产生反响。有一些等级最低的看守员还能够有时怀着同情心和犯人们说几句话。这事不常有，但也不是希罕得不得了。无论如何，在监狱和劳改营的看守员里发现一个真的人还是可能的。每个犯人在自己的经历中都遇到过不止一个。而在军官里几乎不可能。

其实这就是社会地位和人之间的反比关系的普遍规律。

真正的看守员，这是在劳改营里一连十五年、二十五年的人。是那些一旦在这可恶的偏远地方安家落以后就永不离开的人。他们一旦把命令和规则在脑里记牢了，一辈就不需要再读什么、再知什么，只要听听广播，莫斯科电台的第一节目，就行了。对于我们说来，正是这样一帮人代表着古拉格的愚蠢的、无表情的、僵的、接受不任何思想的面貌。

不过在战争年代中，看守人员的成份被打了，变得不纯了。军事当局在忙中忽视了看守工作的神圣，把一分人拉上了前线，而派到这里来代替他们的是从医院来的作战队的士兵——当然也是专挑那些最愚蠢和残忍的。另外还有一些老也来了：应征伍后直接从家里分到这里。正是在这些白胡的人们当中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不抱成见的人。他们说话和蔼，搜查虎虎，什么也不没收，还说笑话。他们从来不记谁的过也不打要把什么人关禁闭的报告。但是战争结束后他们很快就复员了，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像下面这样的人（也是战时的看守员）对于看守人员说来也是不平常的，例如我已经写过的那个大学生谢宁，还有我们卡卢加劳改营里的犹太看守员，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完全是平民的模样，十分安静，不挑刺，谁也没有受过他的害。他平时的作风这么随和，以至我有一次大胆地问他：“请问，您的文职的专业是什么？”他并不生气，用安详的睛望了我一下后低声回答说：“商人。”来我们劳改营前，战争时期他在波多尔斯克劳改营服役。他说那里战时每天都有十三至十四人饿死（你看，这已经有两万人死掉了！）。他看来是在内务人民委员的“军队”里度过了战争，而现在他需要拿才智，以便不永远在这里陷下去。

至于这位特卡奇准尉——埃克斯图兹劳改营里人人害怕的理长助理——跟看守员的职务那么对路，好像是从这个模里浇来的，好像从襁褓时代起他就一直在这里服务，好像是和古拉格从一个娘肚里生来的。这表现在他那一张黑额发覆盖下的凝固而凶险的面孔上。单是和他在一起或者在营内的小上碰见他，都叫人害怕：他不会走过什么人的边而不给他带来什么损害——命令他向后转、迫他去活、没收他什么东西、恐吓、罚、逮捕。晚名以后，各工棚都上了锁，但在夏天加了铁栅的窗还是打开的，特卡奇不声不响地偷偷走到窗下面。在外面偷听。然后他伸往里面看——屋里的人急忙跑回原铺。他在窗台外面，像黑的夜鸟一样，通过铁栅宣布：因不时睡觉，因说话，因使用违禁品，给予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