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为政治犯的也不止是社会党人。只不过他们被大桶大桶地没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刑事犯的海洋，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形象，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成了哑人，比哑人更暗哑。鱼便是他们的形象。

鱼是古代基督徒的象征。政治犯的主要队伍正是基督徒。他们是一些拙的、文化不多的、不会发表演说和起草地下号召书的人。（这些事他们信仰是本无需的！）他们走劳改营去受难和死亡只是因为不愿放弃信仰s他们清楚地知为什么坐牢，在信念上是毫不动摇的！他们也许是唯一丝毫没有染上劳改营哲学甚至语言的人们！这样的人们难不是政治犯吗？不行，可不能把他们也称囚！

他们当中尤其多地是妇女。家说：大废，有仁义。由于我们对东正教神父们施加的文明的辱、共青团员们在复活节之夜的起哄、递解站里盗窃犯们的唿哨，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罪恶的东正教堂仍然在培育无愧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的女儿们——那些被投畀豺虎的女教徒们的姊妹。

递解队和坟场，递解队和坟场，到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成百万的人有谁去数？.他们阗然无声地死去，像蜡烛似地只能照亮周围一小片地方。这些人是俄国最优秀的基督徒，差一些的都动摇了，退缩了，躲起来了。

这还不能算“更多”吗？难沙俄曾有过这么多政治犯吗？它连万位数都还不会数呢。

但是在我国扼杀政治犯的工作得这样净，这样不留旁证，关于其中什么人的故事很少能浮上面来。

级僧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尔斯泰的面型，白胡）。监狱——放地——劳改营，监狱——放地——劳改营（大牌阵）。折腾了多年以后，一九四三年被传唤到卢宾卡（途中盗窃犯摘掉了他的法冠），建议他参加宗教事务理。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似乎可以允许自己摆脱监狱生活而休息一下了？不，他拒绝了：那不是一个纯洁的宗教事务理，那不是一个纯洁的教会。于是又返回了劳改营。

瓦连京-费利克索维奇-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一八七七——一九六一），路加大主教，著名的《化脓外科学》作者。他的命运又如何？他的传记自然会有人编写，不须我在这里多介绍。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革命前，他已经通过了艺术学院的学竞试。但为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一名医生，而放弃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医院里，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科医生。革命后主持驰名整个中亚地区的塔什医院。他的前程畅通无阻，前是一条我们当代成就卓著的大名们走过的路。但是沃伊诺-亚谢涅茨基到他的服务还是不够充分的，因而他接受了神甫的教职。他在手术室里挂起了圣像，给学生讲课时穿僧袍，前佩十字架（一九二一年）。他还赶上了被吉洪总主教任命为塔什主教。二十年代沃伊诺一亚谢涅茨基被放到上鲁汉边疆区。经过许多人的奔走营救，从那里被放回来。但是他的医学教研室和主教辖区已有了新的主人。他于是私人行医（门挂的牌是“路加主教”），求医者盈门（“外们”即契卡人员也混在其中）。有多余的收他一概散发给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