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钟、烟、幻想再来一次大赦，想象自己坐在另一张办公桌旁，在另一间办公室里，有好几个铃，有好几电话，有颜婢膝的女秘书，有站得笔直的来访者。

我们知他的事很少。他不喜谈起内务的往事，无论是级别、职务还是工作质。这是前内务人员普遍的“腼腆劲儿”可是他上的军大衣恰好是《白波运河》一书的作者们描写的那青灰的。了劳改营他也没有想到要从制服上衣和制上把蓝边拆掉。在受监禁的两年中，他连劳改营真正的老虎的边都没有挨到过，连群岛的无底渊的气味也没有闻到过。送现在这个劳改营自然是由他选定的：他的住宅离劳改营只有几站无轨电车的距离，在卡卢加广场附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掉底层，也没意识到现在周围的人对他多么敌视，所以在房间里有时也漏一底细：有一天说他跟克鲁格洛夫（那时候还不是内务长）很熟，另一次说跟弗连克尔、扎维尼亚会很熟，说的全是古拉格的大。有一回提到他战时领导过兹兰-萨拉托夫铁路很长一段的筑路工程，这么说是在弗连克尔的古尔德斯（铁建设劳改营理总局）里过。“领导”这两个字可能包些什么意思？他什么工程师也不是。那么说是劳改营理局局长喽？是另一位可的克莱因米海尔喽？就是从这样的峰一下鼻青脸地跌到几乎是普通囚犯的平。他的问题是属于一百零九条，对于内务来说，这意思是收受了超过级别所容许的贿赂。因为是自己人，判了七年。（这表明他收受的贿赂够判二十年。）据斯大林的大赦令，他剩余的刑期被减掉了一半，今后还得蹲两年多一。但是他很伤心——伤心得和被判了整十年一样。

我们房间的唯一的窗是朝涅斯库奇内公园开的。窗外不远，略低于窗的树梢在随风摆动。景不断在这里替；暴风雪，解冻，新绿。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受到什么刺激而只是到淡淡的哀愁时，他往往临窗而立，望着公园，用轻柔好听的声音唱一支歌；

啊，睡吧，睡吧，我的心！

莫要把往事唤醒。

你说怪也不怪？——严然一位坐在客厅里的十分可的先生。可是他沿着自己的路基留下了多少囚犯的埋葬坑！…

汉斯库奇内公园靠近我们营区的一角，有几小土岗把游人隔开，是块十分隐蔽的地方，如果不算我们这些剃光的人能从窗看到的话。五一节，有个中尉把一个穿布拉吉的姑娘带到这个隐蔽所，他们避开了公园的游人，而对我们就像对猫儿狗儿的目光一样满不在乎。军官把他的女朋友平摊在地上，那女的也不是个客臊的。

一去不返的莫再召唤，

往昔的情莫再留恋。

整个说来我们的小房间像是一个小模型。内务官员和将军完全支着我们。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我们才能在他们不用的时候使用电炉（它是人民的）。一切问题全由他们决定：给房间通通风还是不通风，鞋放在什么地方，挂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停止说话，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沿着走廊走几步就是大统舱房间的房门，那里面是吵嚷喧闹的共和国，那里面把一切权威都骂得狗屎不值；而我们这里却是享有特权的，我们依仗特权，也就必须尽力遵守法纪。自从我被踢了渺小的油漆班，我就一言不发了：我成了无产者，任何一分钟都可以把我推到大房间去。农民普罗霍罗夫名义上是生产杂役的“小队长”实际是叫他担任一个侍候人的职务——拿面包、端小锅、和看守及值日员办涉，总之是全低贱的工作（这正是那个养活两个将军的农夫），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就只能听命于两个独裁者。但是伟大的俄国知识界在哪里呢？他们在瞧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