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坯工放在那里的坯；把它搬到齐腰甚至齐肩的度而不能坏它；两姿势不变，转九十度（有时向右，有时向左，视装载哪一边的运坯车而定）；把砖坯排列在运坯车的五层木架上，每层十二块。她的动作从没有间歇、停顿、改变，而且一直是用的快速节奏行的。就这样连续完八小时的一班，如果压砖机中途不病的话。人们不断向她传递，传递，全厂班产量的一半都要经过她的手。下面的两个姑娘互相换着，可是整整八个小时没人去换她。由于脑袋不停地起落，不停地扭动，这活儿上五分钟想必就会到天旋地转。而那个姑娘在上前半班时还带着笑脸呢（在压砖机的隆隆声中，人们讲不了话），也许她兴像选皇后似地被摆在台座上，让人们观赏她撩起的裙下面的赤结实的大和芭演员似的柔腰。

因为这个工，发给她的粮是劳改营里最的：多给三百克面包（一天共八百五十克），晚饭除了共同的黑菜汤，另外给三份斯达汉诺夫粮：三份少得可怜的用白煮的麦粉稀粥。粥少得刚能盖住瓦钵底。

“我们活是为钱，你们是为嘴，这没有什么秘密。”一个修理压砖机的邋里邋遢的自由人机械工对我说。

运坯车装满以后，我和独臂的阿尔泰人普宁一起把它推走。这车的样像一座摇摇坠的小塔，因为各摆十二块坯的十条木板使它的重心升得很。这辆像装得太满的小书架似的颤颤悠悠的小车，需要拽着它的铁把手沿着一条笔直的轨往前拉，把它推上一辆当作底座的平台车，固定在上面，再沿着另一条直线把这辆平台车拉到一排烘室的门前。在适当的烘室前面停下，把运坯车从平台车上移下来，再朝另一方向把它推烘室。每一间烘室就是一个长走廊，两边墙各有十排凹槽和十排支架。需要把运坯车迅速地不偏不斜地推到里面，放松杠杆，把摆着砖坯的十条托板分放到十个架上，再把十对铁爪卸下来，然后立即推卸空了的坯车。这一工艺似乎是上一世纪某个德国人的发明（运坯车有个德国名称），但是德国人的设计，不仅要有铁轨支持着运坯车，在凹坑上还应该有地极支持着推车的工人呢。可是我们脚底下却只有一些朽烂、折断的板，我时常踩空，掉下去。想必原设计还规定烘室应安装通风设备，实际却没有。每当我在那里因为上不好架而手忙脚的时候（我时常把车推斜了，托板被卡住，放不到支架上去，得坯砸到上），都要大量煤烟，使气刺难忍。

所以把我赶回取土场时，我对离开车间并不太伤心。取土场也缺人手——那儿的犯人也在释放。鲍里斯-加麦罗夫也被派来挖土，我们开始一活。定额早就清楚：一个人连挖带装，再加推到绞车跟前，一班要六车（六方）。两人十二车。天气燥，我们两人一天来得及完成五车。但是下起了秋天的细雨。一天、两天、三天，风也不刮，雨也不变大，只是渐渐沥沥地下个不停。它不是倾盆大雨，所以谁也不敢负停止室外作业的责任。“运河工地从来不下雨！”——这本来是古拉格的一句有名的号。但是在新耶路撒冷不知为什么连棉背心也不发。在这烦煞人的雨下面，我们只好穿着自己的前方的旧军大衣，在褐红的取土坑里连爬带，染一红泥。到了第三天末尾，我们的大衣至少各了一提桶。劳改营也不发鞋，我们只得在稀泥汤里泡烂自己最后一双前方带回来的靴。

一天我们俩还说笑话；

“鲍里斯，你不认为图曾赫男爵现在会非常羡慕咱俩吗？他总是梦想在砖窑里劳动。记得吗？他希望累一汗，回家倒就能睡着。他八成以为会有烤衣服的烘箱，有被窝盖，一顿还能吃两菜呢。”

但是推完了两车土，我一边在空车槽帮上生气地磕着铁锹（粘土总是沾在锹上不下来），一边说，话音里已经带着火气了：

“你说，那三姊妹”怎么就他妈的在家里呆不住？星期天没人迫她们跟青年们一起去拾废铁。星期一没人向她们要学习圣经的笔记。没人勉她义务教学。没人赶她们走家串去搞普及教育。”

又推了一车：

“她们成天瞎叨叨些什么：要劳动！要劳动！要劳动！你们劳动去好了，见你们的鬼去吧，谁拦着你们了？那将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多幸福呀！多幸福呀！什么样的幸福？该用警犬把你们送这个幸福生活。那时候你们就知了！…”

鲍里斯质比我弱，他勉才使得动那把被土粘得越来越沉的铁锹，勉才能把土甩到车帮上。但是直到第二天他仍然尽力使我们的神状态维持在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一的平上。他在这方面也比我领先了。他已经读过多少索洛维约夫的作品，可是整日埋于贝尔函数的我，连一行也没有读过。

他把记得的向我授，我也使劲记住，可是谈何容易，这时候已经没有那个脑袋瓜啦！不，一个人怎样既能保住命又能求得真理呢？为了理解自己的贫乏，为什么非得跌劳改营的最底层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