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者和盗窃公者（斯大林对于敢掏国家腰包的家伙毕竟是有生气的）。

但是，最引起原来的前线军人和被俘人员反的是对战时逃兵的一脑儿的全宽恕！所有由于胆怯而从队里开小差，临阵脱逃，不去征兵站报到，多年藏在母亲菜园里的地窖里，地下室里，炉后面（永远是藏在母亲那里！逃兵们对自己的老婆一般地是信不过的！），多年没有说过一句话，变成了变腰驼背、发老长的野兽的人们——不是被捉到的，还是在大赦日前来自首的，现在一律宣布为享有平等权利的没有污的没有前科的苏联公民！（一句古老谚语的锐这时得到了证实：“逃跑虽然不好看，但有益于健康！”）

而那些没有发抖的人，没有当胆小鬼的人，那些为祖国承受了打击因而付了被俘的代价的人——倒是不能原谅的。这就是最统帅的观。

逃兵上是否有什么东西动了斯大林心里的哪弦？他是不是回想起自己对充当一名列兵的厌恶，回想起一九一七年冬天他自己的可怜的新兵生涯？或许是他断定胆小鬼对于他的统治没有危险，只有勇敢的人才危险？毕竟令人觉得，即使从斯大林的角度来说，对逃兵实行大赦也完全是不明智的：他这是向自己的人民表明，在未来的战争中还是只顾逃命更牢靠和更简单。

我在另一本书里介绍过祖博夫医生夫妇的故事：老太太在家里隐藏了一个自己走门来的逃兵。那个人后来告了他们的密，祖博夫夫妇俩照五十八条各得了十年。法认定他们的罪过与其在于隐藏逃兵，勿宁在于这隐藏行为缺乏利己的目的逃兵不是他们的亲属，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反苏意图！逃兵斯大林大赦获得了释放，连他的三年刑期也没有服满。他早已经把生活中这一段小小的曲置储脑后了。但是祖博夫夫妇的遭遇就不同了！他们在劳改营里服完了全的十年（其中四年在特营），又未经任何判决被放了四年；只是因为放本取消了，他们才获得了释放。但是，事情过了十六年，甚至过了十九年以后，对他们的原判还没有撤销。这个判决使他们一直不能回到莫斯科的老家，妨碍着他们安静地度过晚年。

一九五八年苏联军事检察总署对他们的答复是：“你们的罪证确凿，没有行复审的理由。”到了一九六二年，也就是事过二十年以后，他们的五十八一10（反苏意图）及五十八一11（夫妇二人的“组织”）原案才宣布撤销。另依第一九三一17－7条（临阵脱逃行为共同犯罪）判定刑期为五年并适用（！二十年以后！）斯大林大赦。这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于一九六二年终于接获如下的书面通知：“你二人被认为已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获释，原判亦于同日撤销。”

这就是那个好记旧怨、酷报复、不合情理的法律所害怕的东西和所不害怕的东西！

大赦之后，他们开始用文教科的画笔到涂抹，用一些拿活人开心的标语号来装饰劳改营内的拱门和墙：“用加倍的劳动生产率来报答亲的党和政府实行的最广泛的大赦！”

被赦免的是一般刑事惯犯和普通刑事犯，他们走了，而政治犯却应当以加倍的生产成绩来报答…我们的当局有史以来什么时候曾显过这般光彩的幽默？

从我们这批“法西斯分”到来之时起，在新耶路撒冷上开始了每日的释放。昨天你还看见这些妇女们在隔离区里蓬垢面，穿得破破烂烂，满嘴脏字儿——可是你瞧！她们突然变了样，脸洗净了，发梳整齐了，穿上了不晓得从哪里搞来的带圆和带条纹的连衣裙，胳臂上搭着短上衣，规规矩矩地朝火车站走去。在火车里你猜得这些娘儿们有本事骂人骂儿来吗？

这时，一批盗窃犯和“混”（窃贼的模仿者）正在走大门。这些家伙可没有把他们那吊儿啷铛的派留在大门里面：他们怪相，手舞足蹈，向留下的人们挥手、喊叫。他们的同伙也从窗朝他们喊叫。警卫队不涉他们——扒手们什么都行。一个扒手别心裁地把箱竖着放在地上，轻巧地站上去。他歪着帽，把不知在哪个递解站里扒来或打牌赢来的西装上衣的下摆撩到后面，用曼陀林奏起一支向劳改营告别的小夜曲，唱起一首窃贼们胡诌的小调。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