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我放心了，长不是要给我上新的刑期）。一个人向我走过来，他年纪还不算老，骨骼大，但是消瘦得利害，鼻稍呈鹰钩状。

“我是季莫菲耶夫u索夫斯基教授，七十五号监室科技协会主席。本会每天早饭后在左边窗附近聚会。您能给我们一次学术报告吗？题目能定下来吗？”

我遭到一次突然袭击，我呆立在他的面前，穿着我的下摆拖脏了的军大衣，着冬季的帽（在冬季被捕的人注定在夏天也要穿冬装）。我的手指从起床到现在还没有伸直过，而且满手都是伤。我能什么学术报告？我正好记起来，不久前在劳改营里有一本国国防关于第一颗原弹的官方报告，在我手里停留过两个晚上。这本书是今年天才版的，监室里大概还没有人见到吧？多余的问题，当然没有！这样，命运就和我开了个恶毒的玩笑，迫我照在古拉格里填写的卡片在原理学的田野上瞎闯一番。

吃完粮以后，由十人组成的科技协会聚集在左边的窗下面。我了一个报告，并且被接纳为全员。有一些内容我忘记了，有一些内容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懂。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虽然已经坐了一年牢，对于原弹一无所知，但是他却能够时时补充我的报告中遗漏的分。一个空香烟盒了我的黑板，我手里拿着一截非法的铅笔。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把这些从我手里拿过去，他又画示意图，又话，谈得这样有把握，好像他本人就是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小组里的一名理学家。

他的确在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上工作过，但是工作的目的是照果蝇。他是一个生学家，是当代最大的遗传学家之一。当他已经坐在牢里的时候，布拉斯因为不知（或许明明知）这件事，曾有勇气为加拿大的一家刊写过这样的话：“俄国的生学不能为李森科负责，俄国的生学-一这是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一九四八年砸烂生学的时候，布拉斯为这句话吃过苦）。施廖辛格在他的那本小册《什么是生命？》里两次引用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尽他那时候早就了监狱。

现在他就在我们面前，他对各门学科的渊博知识令人缭。他的视野的广阔是晚辈的学者们不可企及的（也许是因为括知识的可能发生了变化？）。尽目前他被侦查阶段的饥饿拖垮了，以至于他从事这一类练习已经很到吃力了。从母亲一方他于居住在列萨河畔的一家没落的卡卢加省贵族，从父亲一方是斯杰潘-拉辛的旁支后裔。哥萨克的犟劲在他上表现得特别显著——大的骨骼，稳健的气度，对侦查员的韧不的反抗，但也表现在另一上，那就是饥饿给他带来的痛苦要比带给我们的烈百倍。

他的经历是：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创立了“大脑研究所”的德国科学家福格特请求给他两名有才能的大学毕业生随他回国长期工作。季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和他的朋友查拉普金就这样被派去完成一项没有时间限制的任务。虽然他们在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然而在科学专业方面却了很大的成绩。因而一九三七年（！）接到回国的命令的时候，他们认为照惯的原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既不能放弃自己研究工作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也不能丢开自己的仪和学生们。他们不能回国大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国内他们必须公开地往自己在德国的十五年工作的上泼屎泼。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是不是真的能取得呢？）。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拒绝回国者，虽然依旧是国者。

一九四五年苏军驻布赫（柏林的东北郊），季莫菲耶夫-列索夫斯基满心喜地迎接了他们并且献上了一座完好无损的研究所：看来一切问题都再理想不过地解决了，今后一定可以永远不必和研究所分别。来了几位苏方代表，在所里打了个转，说了声：“哼…哼，全东西都装箱，我们要运到莫斯科去。”“那不可能！”季莫菲耶夫吓了一：“一切试验品都会死光！光设备就了好多年才装置起来的。”“哼…”长官们表示惊讶。季莫菲耶夫和查拉普金随即被抓起来送往莫斯科。他们很天真。他们以为没有他们，研究所就不能工作。那有什么，宁愿它不工作，也要党的总路线的胜利！在大卢宾卡，轻而易举地就向被捕者们证明了他们背叛了祖国（嗯？），各判了十年。现在这位七十五号监室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信自己没有过任何错事，因而总是神抖擞。

在布尔卡的监室里面，支板铺用的拱形的金属架非常非常之矮：连监狱当局也没有考虑过铺底下还要睡人。因此，第一步你要把军大衣扔给你的邻居，让他替你在铺底下铺好，然后你才能胜朝下在过里趴下，一爬去。过里人来人往，板铺下的地面也许一个月能打扫一次，你每天只能在傍晚上完厕所以后洗一次手，而且没有皂。因此决不能说，你觉自己的躯是一个“神授的容”“。但是我到幸福！在这块铺下的沥青地面上，在这个不断从铺板上往我们睛里落下尘土和碎屑的狗里，我绝对地、无条件地到幸福。伊鸠鲁说得对：在经历过多样的不满足以后，多样的缺乏会被觉为一满足。经历过好像已经永远熬不到的劳改营、十小时的工作日、寒冷、雨淋、腰酸背痛之后，哦，这是何等的幸福啊——整天整天地躺着、睡觉，而且照样领取一天六百五十克的面包和两顿（用合饲料的，用海豚的）。一句话——“布监疗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