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工员在队前走过用睛临时作业班长的时候，我的卑微的心房简直要从料的军便服下面蹦来：指定我吧！我！我！

没有指定我。可是我为什么要当这个？那只会使我更加可耻的错事。

哦，和权力分手是多么困难哪！这是必须懂得的。

红普列斯尼亚曾经有一个时期几乎成了古拉格的首府——不论到哪里去都不能绕过它，正如不能绕过莫斯科。那个时期在国内旅行，无论从塔什到索契，还是从切尔尼戈夫到明斯克，最方便的路线是通过莫斯科。运囚犯也一样，不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沿铁路线拉着他们经过普列斯尼亚。我在那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时期。普列斯尼亚苦于人满之患，正在盖一座新楼。只有运送反间谍机关判的犯人的直达闷罐列车沿着环城线路绕过莫斯科，它们恰巧在普列斯尼亚旁边通过，说不定在过站时还向它鸣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从外地到莫斯科中转的普通旅客，手里总归是拿着车票的，总归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车。然而战争末期和战争结束后的普列斯尼亚，不仅被运到这里的犯人，就连最上的人，就连古拉格的们，事先也说不谁该往哪里去。监狱的秩序还没有像五十年代那样定型化，谁的档案上也没有写明途径路线和目的地。多有个工作上的附记：“严加警戒！”“只可使用于一般作业！”押解队的中士们把用散的细麻绳或者纸绳随便捆了一遭的装着监狱档案的破烂卷宗夹一一棵地抱监狱办公室的木房，胡地摔在书架上面、桌上面、桌下面、椅下面，或者脆扔在过的地板上（就像它们的本主地横七竖八地躺在监室的地面上一样）。这些公文松了捆，散了和混淆了。一间、两间、三间房堆满了这些一团糟的档案。监狱办公室的女秘书们——穿着里胡哨的连衣裙的胖懒惰的自由雇用人员——得汗浃背，成天扇着扇跟监狱里的及押解队的军官们调情逗笑。她们既不愿意也没有力量去翻腾这些纸堆。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发几次红列车。每天还要用汽车运上百号人到较近的劳改营。每个犯人的档案必须随人一同发。这件伤脑的麻烦事谁来？谁去把档案分类并且组递解的批次呢？

这事情委托给几个派工员去完成。他们是从递解站杂役里挑选的——这些人是一些“母狗”、或者“半带的”他们可以在监狱走廊里随意走动，随意办公楼。是把你的档案随手放坏的递解批次还是费心劳神地找你的档案以便好的批次，这全要仰仗他们。（新来的犯人打听有一些恶劣透的劳改营，这个情况他们没有搞错，但是他们以为还有一些好的劳改营，那可是受骗上当了。不可能有“好的”劳改营，只可能在劳改营中谋求某类较好的命运，不过那只能就地去争取。）囚徒们的整个前途依赖着另一个跟他们份一样的囚徒的态度。人们盘算着是不是该找机会跟这个人谈谈呢（哪怕是通过浴室服务员拉拉关系）？是不是该给他东西呢（哪怕是通过财保员的后门）？——这可真不如听天由命的好。存在着这样一捉摸木定的机会——一件外可能把诺里尔斯克改换成纳尔契克，一公斤咸可能把泰谢特改换成银松林（外和咸也可能白丢）——它徒然给已经疲惫不堪的心灵增加痛苦和不安。也许有人真的得到好，也许有人真的换来如意的安排——但是最幸福的还是那些无可奉献或不愿为此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

听天由命，完全排除自己对自己生活前途的意志，认识到预测吉凶非但无用而且很容易导致你走将使你遗恨终生的一步。这可以使一个囚犯获得某程度的解脱，使得他比较安详，甚至比较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