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切镇压措施，杜绝这些集团行反政府宣传的可能。”（第一八三页）于是就把整个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委员会（已抓到的）关监狱！

但现在向他们提什么罪状呢？我们的检察长抱怨说：“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应有的司法调查。”

然而，有一条罪状是万无一失的：也是在那个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人作过一项决议（但没有付诸实行，可是据新的刑法典这反正一样）：在红军中行秘密宣传，使红军战士拒绝参加对付农民的惩罚队。

这是卑鄙险的叛变革命行为！劝阻参加惩罚队。

还可以把所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团”那些已经溜到了欧洲的主要社会革命党人所说所写所的（大都是说的和写的）一切，都列为国内这些人的罪状。

但这一切还嫌少了一。于是又想一条：“坐在这里的被告中的许多人，本来不应在本案中受到起诉，如果他们没有被控告组织恐怖行动的话！”他说…当一九一九年颁布大赦令的时候“苏维埃司法界人士谁也没有想到”社会革命党人还组织针对苏维埃国家领导的恐怖行动！（是呀，真的，谁能想到社会革命党人居然还会搞恐怖行动？要是想到了，那就不得不连这些活动一起赦免！当时没有想到这简直是幸运。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现在这一条罪状是没有得到赦免的（因为赦免的只是斗争）于是现在克雷连科就把它提了来！

首先是：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还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说了些什么？（这些耍嘴的一生中什么没说过呀！…）被告们当前的领袖，也就是该党的领袖阿布拉姆-戈茨说过：“如果斯莫尔内的专制者们对立宪会议也要侵犯的话…社会革命党将会想起自己久经考验的老策略。”

自然可以预计难以驯服的社会革命党会有这一手。确实很难相信他们放弃了恐怖手段。

克雷连科发牢说：“在行这方面的调查的时候”由于是秘密活动“证人的陈述…将会很少”“这就使我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在这个方面某些时候不得不在黑暗中徘徊。”（第二三六页）

使克雷连科的任务发生困难的还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为问题，曾于一九一八年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三次并三次遭到了否决。而现在，过了几年后，却需要证明社会革命党人仍在行恐怖活动。

社会革命党人当时决定：不在布尔什维克对社会党人实行屠杀政策之前下手。在一九二0年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杀害被捉去当人质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末党将拿起武。（而其他的人质即便给打死也罢…）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要带保留？为什么不绝对放弃？“为什么没有发表绝对否定的意见？”该党并没有实施任何恐怖行为，这甚至从克雷连科的公诉词中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生拉拽地摆这样一类事实：在一名被告的脑里曾经有过一个要在人民委员会迁往莫斯科的途中炸毁列车火车的方案这就等于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执行者伊万诺娃带着一块硝化棉炸药在车站附近守了一夜这就等于图谋颠覆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也就等于中央委员会犯了恐怖行为罪。或者：中央委员顿斯科伊曾警告卡普兰，如果她向列宁开枪，她将被开除党。这不够！为什么没有绝对禁止呢？（或者也许会说：为什么不向契卡告发她呢？）卡普兰总归是粘得上去的：她是个社会革命党人。

克雷连科从死公上，专为证明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采取制止他们那些闲得无聊的战斗队员实施个人恐怖行为的措施。（那些战斗队员们也是什么都的。谢苗诺夫指使谢尔盖耶夫暗杀了沃洛达尔斯基但是该党中央却站在一边没受李连，甚至公开宣布与己无关。可是后来这个谢苗诺夫和他的女友科诺普廖娃带着可疑的诚意向国家政治保卫局、现在又向法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自愿证词，而这些最可怕的战斗队员在苏维埃法上是没人押送的，在休时间他们走回家去睡觉。）

关于一个证人，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人想造，他也未必能造得这么凑巧，正好说到上。”（第二五一页）（很有力！对任何伪证都可以这样说。）或者（关于顿斯科伊）：难可以“疑心他有过人的察力以至能供述正好是公诉所需要的东西？”关于科诺普廖娃说的正好相反：她的供述确实可信，正是在于她所供述的并非全是公诉所必需的（但是对于判枪决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提问题，说所有这些全是科诺普廖娃造来的…那本很清楚：造归造（他明知呀！），你看她还不是完全凭空造嘛！（第二五三页）还有这样的说法：“会不会有这次见面？不排除其可能。”不排除？那就是有过！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然后是“破坏小组”关于它议论了很久，可是忽然说：“它因没有活动而被解散了。”那还要喋喋不休说它什么？有过几起从苏维埃机关中取钱款的事件（社会革命党人没有活动经费，需要租房，来往于各城市）。但从前，照所有革命党的说法，这行动叫漂亮而尚的剥夺。而现在，在苏维埃法面前却是“抢劫和窝藏”

在本案的公诉材料中，用法律的昏黄的不眨的灯笼，照了这个谈阔论、实质上是张惶失措、束手无策甚至无所作为、从未有过像样领导的政党的全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东拐西弯的历史。于是它的每一个决定或不决定，它的每一次翻、冲动或退却现在都变成了，都被认定是它的罪过、罪过、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