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讲话中，对于苏维埃法院的一般任务作了更加坦率更加明确的表述：法院“同时是法的创造者（黑是克雷连科改的）…又是政治的工”（第三页，黑是我改的——作者）。

是法的创造者，因为四年没有任何法典，沙皇的扔掉了，自己的没有制订来。“我不要听那话，什么我们的刑事法院只应当依据现行的成文规范行工作。我们生活在革命的过程中…”（第四0七页）“革命法不是那使法律的奥妙和狡猾伎俩得以复活的法院…我们创造着新的法和新的德规范（第二十二页）——不你们在这里说多少什么权利、公正的永恒法则之类的东西，我们知，…这些东西使我们付过多昂贵的代价。”（第五0五页，着重是我加的——作者）

（可是，如果把你们的刑期同我们的刑期比一比，代价也许并不算贵吧？也许有了永恒的公正——要稍微舒服一些？…）

不需要法律上的奥妙，是因为不必去清楚——受审人有罪还是无罪：罪的概念，这是旧的资产阶级概念，现在已经被排除了（第三一八页）。

总之，我们听到克雷连科同志说，革命法——这不是那法院！另一次我们还会听到他说，革命法——这一般说不是法院：“革命法是工人行阶级斗争的机关，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它的活动应当“从革命利益的观发…念念不忘达到最符合工农群众愿望的结果。”（第七十三页）

人并不是人，而是“一定的思想的一定的代表者。”“不“被告”有怎样的个人素质，对他只能适用一个评价方法：这就是从阶级适宜的观发所的评价。”（第七十九页）

这就是说，只有你的存在对工人阶级适宜的时候，你才能存在。“如果这适宜需要使惩罚之剑落到被告的上，那末无论怎样…用言语解辩也都无济于事。”（第八十一页）例如律师的论据等等。“在我们的革命法院里，我们遵循的不是条文，也不是减轻罚情节的程度；在革命法里，我们应当以适宜的考虑作为发。”（第五二四页）

在那些年代，许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活着，活着，突然间得知，他们的存在是不适宜的。

应当这样理解：使一个被告遭到惩罚的，不是他已经了的事，而是如果不枪毙他，他将来会的事。“我们不仅防患于已然，而且还防患于未然。”（第八十二页）

克雷连科同志的声明是清楚的，并且有普遍意义。他已经和盘托了那一时期司法工作的真面目。透过天的气，突然了秋天的清朗。也许不需要再往下分析了？不需要一件一件地翻阅那些旧案了？到都是决照上述声明的神办事的。

只请大家眯起睛想象一间还不是金碧辉煌的狭小审判厅、一批穿俭朴的弗列奇式上装、格消瘦、脸上还没有长稻的心真理的革命法。公诉当局（克雷连科喜这样称呼自己）上穿的便服上装敞开着，领的开兵衬衫的一角。

最公诉人用这样的俄语表达意思：“我兴趣的是事实问题！”“请把趋向的契机化一下！”“我们是在作客观真理方面的分析。”有时，你瞧，忽然一手，蹦一个拉丁文谚语（诚然，从一个案到另一个案老用同一个谚语，经过几年再现另一个谚语）。要知在革命的奔波中念完了两个系可不是说着玩的。他引起别人好的地方是他常把被告骂个痛快：“职业恶！”并且他毫不假仁假义。一个女被告的微笑使他很不受用，他在还没有作任何判决以前便威严地对她吆喝：“对您，伊万诺娃女公民，连同您的讥笑，我们会定价钱，我们会找到办法，到使时远也不会再笑！”（第二九六页，着重是我加的——作者）

那末我们就着手来分析吧？…

1《俄罗斯新闻》寨。这是最初和最早的一次审判——对言论的审判。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这家著名的“教授”报纸刊登了萨文科夫的《写自途中》。当然更乐意把萨文科夫本人逮住，但是，该死的途中，上哪儿去找他呢？于是封闭了报馆，把年迈的编辑叶戈罗夫拖上了受审席，请他解释怎敢这样？因为新时代已经有四个月了，该习惯了！

叶戈罗夫天真地辩解说，文章是一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写的，他的意见，不编辑是否同意，能够引起普遍的兴趣。他接着辩解；他不认为萨文科夫以下论断是诽谤，即“不要忘记，列宁、纳坦松及其同伙是经过柏林回到俄国的，也就是说德国当局在他们返回祖国时给了他们帮助。”——因为实际上正是这样，作为战国的德意志帝国帮助了列宁同志回国。

克雷连科喊叫说，他也不会以诽谤罪提起公诉（为什么不呢？…），报纸受到审判是因为它企图影响思想（难报纸敢于抱这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