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卢宾卡，单个地分散在不同监室里，并依照五十八条2被指控有实行自决的犯罪意图。

从放风回到监室，每次都等于一次小逮捕。甚至在我们的宏伟壮丽的监室里，在放风以后空气也变得好象沉闷起来。要是在放风后能稍稍吃东西多好呀！但不要想、不要想这事！如果什么人接到外面送来的牢饭，不知分寸，把自己的不是时候地摊在面前并动嘴吃起来，那他就要倒霉。没有关系，磨练一下自制力吧！如果哪本书的作者坑害你，竟然津津有味地讲起吃来——赶快把这本书扔掉！果戈理——扔掉！契诃夫——也扔掉！——讲吃讲得太多了！“他不想吃东西，但他还是吃了（狗崽！）一份小，还唱了啤酒。”读神方面的东西吧！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正是囚犯们该读的！但是对不起，这是他写的吧：“孩们挨着饿，已经有好几天他们除了面包和腊外什么都没有见到。”

卢宾卡的图书馆是它的光彩。诚然。图书馆女理员叫人恶心——一个淡黄发的材稍形的女郎，她尽一切力量使自己不好看，她的脸搽粉摸得象是玩偶的不动的假面，嘴是紫的，而过的眉则是黑颜的（一般说，那是她的事情，但要是现一个俊俏姑娘，我们就会愉快些——也许卢宾卡的长官已经考虑到了这一切？）。真是好极了：她每十天一次来取书的时候，还听取我们的预约！——带着那没人味的卢宾卡的机械听着，你不清楚——她听到这些作者名字没有？听到这些书名没有？甚至不知，她听见我们的话没有？走了。我们经历了几小时又不安又兴的时刻。他们在这几小时内一页页地翻阅和检查我们的书：找寻我们是否在字母下留下了制孔或圈（有这样的狱中通信方法），或者用指甲在喜的地方划上记号。我们忐忑不安，虽然我们并没有这事，可是突然会来人说，发现了圈。而且他们总是对的，而且总是不需要有什么证据的，于是我们就会被剥夺三个月的读书权，不好全监室还会转禁闭待遇。这是我们还没有掉劳改营的坑以前，在狱中度过的最好光明的月份，如果没有书看，真是太遗憾了！是呀，我们不仅是担心，我们心里还突突直，好象年青的时候发一封情书后等待着回答：会不会有回答？将是什么样的回答？

最后，书来了，它们决定着以后十天的日如何过：是把更多的劲使在读书上，还是因为送来了一堆无聊的东西，我们多谈谈话。监室里有多少人就给送来多少本书——这是切面包人的计算法而不是图书馆理员的计算法：一人——一本，六人——六本。人多的监室就占便宜了。

有时候，女郎意想不到地送来我们预约的书！但即使把预约置之不顾，结果反正也是有意思的。因为大卢宾卡的图书馆本就是稀见之珍。它的馆藏大约是没收来的私人藏书；它们的收藏者已经见上帝去了。但主要的是：国家安全机关挨个地检查和阉割国内所有图书馆，一连搞了几十年，可是却忘了翻翻自己的怀里——所以在这里，在这个老窝里，倒可读到扎米亚金、利尼亚克、潘捷列伊蒙-罗曼诺夫的作品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的任何一卷（有的人开玩笑说：我们被称作死人，所以才让看禁书。我则想，卢宾卡的图书馆理员本不懂得给我们看的是些什么东西——懒惰加无知）。

午饭前的这几小时读得特别起劲。但书里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你起来，把你从窗赶到（边，从门边赶到窗。想告诉别人你读到的内容和你的看法，于是争论就开始了。这正是想尖锐地争论的时候！

我们常常同尤里-叶夫图霍维奇发生争论。

我们五个人被转移到殿般的五十三号的那个三月的早晨，我们屋里送了第六个人。

他来了——像一个影，好像鞋踩在地板上都没有声音。他来了，怕自己站不住，把背靠在门框上。监室里的灯已经熄了，晨光昏暗，但是新来的人并不睁大睛，他眯着。他沉默着。

看他军衣和的呢料，既不能把他当成苏联军人，又不能当成德国军人，也不能当成波兰或英国军人。脸型是长的，很少俄国气质。瞧他有多么瘦呀！因为消瘦看上去很。

我们用俄语问他——他不作声。苏济用德语问他——他也不作声。法斯科用法语、英语问他——他还是不作声。只是逐渐地在他那疲惫不堪的发黄的没有生气的脸上了一丝笑容——我一生中所看到的唯一的这样的笑容！

“人们”…他微弱地说这个字，像是从昏迷中刚刚苏醒，或者像是昨夜通宵等待着枪决。他伸了一只弱枯瘦的手。手里拿着一个破布小包袱。我们的“耳目”已经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就奔过去抓住了小包袱，放在桌上打开——那里有二百克的清淡烟叶，上给自己卷了一支四倍大的烟卷。

这样，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图霍维奇蹲过了三星期的地下隔离室后，现在我们面前。

从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冲突时期起，国内行着一支歌曲：

“起钢铁般的膛把敌人扫，

二十七师守卫着边防！”

国内战争时期建立的二十七步兵师炮兵团长是前沙皇军官尼古拉-叶夫图霍维奇（我记起了这个姓名，我在我们的炮兵教科书的作者中看到过它）。他同形影不离的妻坐在宿营车里越过伏尔加和乌拉尔，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在这个宿营车里，他的儿尤里，生于一九一七，革命的同龄人，度过了自己最初的几年。

从那遥远的时候起，他的父亲在列宁格勒定居下来，在军事学院教书，生活条件优裕，又有名气，儿也在指挥人员学校毕丁业。芬兰战争时期，尤里争着要去为祖国打仗，但父亲的朋友们把他安在集团军司令里当副官。尤里尽没有爬向芬兰的地堡群、没有在侦察中陷包围、没有在狙击手的弹下趴在雪地里挨冻，但红旗勋章——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端端正正地别到了他的制服上。他就这样结束了芬兰战争，认为它是正义的，认为自己也在战争中了力。

但是，在下一个战争中他就没能这么顺利了。尤里能讲一利的德语，让他穿上被俘德国军官的制服，带上他的证件，派去行侦察。他完成了任务，为返回队而换上了苏军制服（从死人上扒下来的），可这时自己又当了德军的俘虏。他被送到了维尔纽斯郊区的军官集中营。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个对他整个的人——他的命运，他的信念，他的激情起决定作用的事件。这个集中营里的两年生活使尤里里里外外变了样。这个集中营的实况，既不能用现成字编造，也不能用三段论法搪-一在这个集中营里是应当死去的，如果没有死，就应当从中结论。

可以活下来的有营警——从俘虏中选任的营内警察。当然尤里没有去当营警。活下来的还有炊事员。翻译员也能活下来——德方搜罗这类人才。尤里的德语说得很好，但他没有底。他懂得，当翻译就不得不卖自己人。还可以去挖坟的活儿来延缓自己的死亡，但那里用的是比他更结实更灵活的人。尤里自称是个术家。确实，在他的多方面的家教育中也有绘画课。尤里油画画得不坏，只是因为想仿效他引以自豪的父亲，他才没有术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