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致的胖，没有赋予他以容易接近的温厚，而使他有份重要、属于级阶层的特征。他的脸的前端——诚然，不是脸的上半而是下半——是一个叭喇狗式的下颌，这里集中表现着他的毅力、意志和权力，这些特使他刚到中年就已升到了这样的官位。

开始互相介绍，原来泽-夫实际上比看上去还要年轻，他今年刚要满三十六岁（“如果不被枪毙掉”）。而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并不是什么将军，甚至也不是上校，并且本不是军人，而是个工程师！

工程师？！我正好是在工程界人士的环境里教育来的，我清楚记得二十年代的工程师：他们的光彩照人的智慧，他们信手拈来无伤大雅的幽默，他们思想的灵活和宽广，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一工程专业另一专业，或者一般地从技术领域转社会，转艺术。然后——是有教养的举止、趣味的细腻；没有秽语的条理分明的畅动听的辞令；一个——稍稍搞音乐；另一个-一稍稍搞绘画；他们所有的人的脸上总是带着神丰富的印记。

从三十年代初期起，我失掉了同这个环境的联系，后来就是战争。现在我面前站着一个工程师。他是接替被消灭掉的工程师的那些人中的一个。

他有一个优越是不能否认的：他比那些要壮得多，实得多。他保持了结实的肩膀和双手，虽然早就用不到它们了。他摆脱了繁文缛节的束缚，严峻，说话不容争辩，甚至想不到会有反对意见。他的成长过程与那些人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

他父亲是最完全的和真正意义上的庄稼人。辽尼亚-泽-夫是那些蓬垢面、愚昧无知的农家孩中的一个，对于这些孩的才能的埋没，别林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曾为之痛心g他不是个罗蒙诺索夫，也不会自己去科学院，但却有才能-一如果不是发生了革命的话，他便会去地，成为一个富裕的农民，因为他是灵活明的，也许还会成为个小商人。

照苏维埃时代的规矩，他加了共青团，而这共青团员的份。便赶在其他才能的前面，把他从默默无闻中、从下层、从农村拉了来，像火箭一样带他经过工农速成中学，上升到工业学院。他是一九二九年去的，正好是把那些工程师们成群地赶到古拉格去的时候。迫切需要培养自己的——有觉悟的、忠诚的、百分之百的、甚至不是摘专业而是掌生产大权的人，直言之，就是苏维埃实业家。当时是这样的时机，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工业的著名制都空在那里。他这一批新人的任务就是要去占领这些制。

泽-夫的生活成了一连串向峰上升的成功的链条。这是疲力竭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那时国内战争已经不是使用“塔卡”而是使用警犬来行了，那时，成群结队的快要饿死的人挣扎着走向铁路车站，希望坐车到“长粮”的城市去，但是不让他们买票，他们也没有本事上车——这些穿着农民上衣和树鞋的饥民乖乖地倒毙在车站的栅栏下，——一这时候泽一夫不仅不知城里人吃的面包是凭证给的，而且还拿着九十卢布的大学生助学金（当时活工人所得是六十卢布）。对于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系的农村，他是无动于衷的。他的生活已经在这里，在胜利者和领导人中间扎下了。

他没有来得及当普通的工长：上就有几十个工程师、几千名工人归他指挥，他当了莫斯科郊区大建筑工程的总工程师。从战争一开始他当然就有免服兵役证明。他同自己的总理局一起撤退到了阿拉木图，在这里掌伊犁河上的更大的工程，只不过现今在他手下活的是犯人。这些灰溜溜的小人的样很少使他兴趣——既引不起他的思考，也引不起他的注意。对于他所奔赴的灿烂前程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完成计划的数字，泽-夫只须指定项目、宿营地、工地主任就够了——他们会自己想办法完成定额；至于每天的工作时间、粮标准——这些细节他是不去究的。

在大后方度过的战争年代是泽-夫生活中最好的时光。战争有一个悠久和普遍的特：它越是把痛苦集中在一极上，另一极上释放的乐越多。泽一夫不仅有叭喇狗的下颌，而且还有捷的办事才。他立即熟练地适应了国民经济的新的战时节律：一切为了胜利，他工人死活，战争会把一切都勾销！他只对战争作了一个让步：放弃了西服和领带，为了徐一层保护，给自己了一双鞣革靴，上了将军制服——就是到这儿来时穿的那。这样既时髦又大众化，不致引起残废军人的气忿或招来妇女们的责备光。

但女人们更经常是用另外一光去看他；她们上他那里去是为了搞吃的、和和、寻寻开心。大批大批的钱经过他的手，他的钱包像酒桶一样起着泡沫，十卢布的票他当成戈比用，几千块钱当成几卢布用。泽-夫不吝惜钱，不攒钱，不记帐。他只对那些经他过手的女人，特别是“开包”的女人，才记帐，这成了他的一育活动。他在监室里向我们担保说，在二百九十几的数上被他的逮捕给打断了，很可惜没有达到三百的数字。因为是战争时期，女人是孤独的，而他除了权力和金钱外，还有拉斯普京那男人的力气，这大概是可以相信他的。不错，他很乐意一桩艳事接一桩艳事讲给大家听，只是我们的耳朵不是为此而敞开的。虽然他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他最近几年急急忙忙把这些女人们抓到手，玩过了就甩掉。好像从盘里抓虾吃一样，嚼开，空，又拿起下一个。

他那么习惯于的可塑，惯于像结实的野猪那样在大地上跑！（他在特别激动的时刻在监室里跑起来正像一只健的野猪，它飞奔起来恐怕连橡树也撞得断吧？）他惯于认为当的都是自己人，什么事都好通、都能脱、都能遮盖！他忘记了，取得的成就越大，招来的嫉妒也就越多。现在他在受侦查时才知，还从一九三六年起，他在酒友中随便说的一则笑话，已经了档案跟着他了。以后还添加了一些告密材料，还有情报员的证明材料（需要带女人上饭店，那里谁会看不见你呢！）。而且还有一条揭发，说他一九四一年没有赶离开莫斯科，是为了等德国人来（他好像为了哪个女人确实耽搁了一下）。泽-夫一向留神使他在经济上的勾当叫人抓不住把柄——但他忘记考虑还有五十八条。本来这块大石很久也不会落到他的上，但他自自大起来，有次拒绝给某个检察长修造别墅用的建筑材料。这样一来，他的案便苏醒了，晃动了，从山上下来了（蓝箍帽为私心而办案之又一例…）。

泽-夫的知识范围是这样的；他认为存在着一国语；在监室里两个月内没有读完一本书，甚至没有从到尾读完过一页，如

果总算读了一段，那只是为了撇开关于侦查的沉重念。从谈话中可以清楚了解，他在外面读得还要少。关于普希金，他只知是秽笑话的主人翁，关于托尔斯泰，他只知大概是最苏维埃的代表。

然而，另一方面，他是不是个百分之百的苏维埃实业家呢？他是不是为替代帕尔钦斯基和冯-梅克而特意培养的那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工程师呢？令人吃惊的是：不是的！有一次我与他讨论整个战争的程，我说，从战争的第一天起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我们定将取得对德国人的胜利。他不客气地瞧了我一，表示不相信：“你这是当真吗？”-一他双手抱住脑袋——“哎，萨沙-萨沙，我却相信德国人一定会得胜！我就为这事倒了霉！”原来如此！-一他是“胜利的组织者”之中的一个，却每天相信德国人必胜并且一个心地等待着他们！——倒不是因为喜他们，而只是因为太清醒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我当然是不了解的——所以才相信）。

我们大家在监室里心情都很沉重，但谁也没有像泽-夫那样垂丧气，没有把自己的被捕看得像他那么凄惨。他在同我们一起时就已经了解到，等待着他的不会多于十年，在这些年中他在劳改营里必然是个工地主任，并且不会尝到什么痛苦，像过去没有尝过痛苦一。但这丝毫也没有给他安。如此满生活的破灭给他的震动太大了：因为他在自己的全三十六年中唯一对人间的这样的生活兴趣，别样都不行！不止一次，他坐在床上靠着桌，用自己的一只短短的胖手撑住那长着一张胖脸的脑袋，带着茫然若失的暗淡的神，低声唱了起来：

自从幼年的时光，

我便失去了爹娘，

被人抛弃被人忘…永远也不能再唱下去！——到此他就号陶大哭起来。他把那从他上冲决来的、但不能帮助他打穿墙的全力量，变成了对自己的怜悯。

还有对妻的怜悯。早就失的妻现在每隔十天（不允许更经常）给他送来丰富的牢饭——洁白的面包、油、红鱼、小、鲤鱼。他分给我们每人一片夹的面包，一卷好的叶烟，俯视着放在桌上的（与老地下工作者那些发青的土豆相比真是香喜人），他的泪又加倍地了起来。他呜呜咽咽地回忆起妻的泪，淌了整整几年的泪：一会儿是因为在他兜里发现了情书；一会儿是由于在大衣袋里找了他在汽车里仓猝在那儿忘了的不知哪个女人的衩。当那使人变得温和的自我怜悯撕裂着他的时候，当代表凶恶力量的锁甲卸下的时候，在我们面前便现了一个落魄的无疑的好人。我奇怪.他怎么能那样放声痛哭。我们的同监难友，那个长着白发楂的沙尼亚人阿尔诺德-苏济向我解释说：“残忍必定要用伤来作衬垫。这是-一互补定律。例如，在德国人上，这结合甚至变成了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