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留下来继续坐牢。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的大赦（诚然，它不是被迫的）则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来继续坐牢。

（他讲的关于那次大赦的情况很有意思。在那些年代，监狱的窗上当然还没有任何笼，因此，在法斯科所坐的别洛采尔科夫监狱里，囚犯们可以从窗中自由观看监狱的院、收和离去的犯人、街，同外面任何人打招呼。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面的人从电讯中一知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们宣布了这个新闻。政治犯开始兴地大吵大闹起来，打碎窗上的玻璃，破门，要求典狱长立即释放他们。他们中有人当场挨了拳打脚踢吗？被关禁闭室了吗？罚禁某个监室阅读书籍或购买东西了吗？本没有！手足失措的典狱长从一个监室跑到另一个监室说好话：“先生们，我恳求你们——要通情达理！我无权据电讯消息释放你们。我应当从基辅我的上司那里得到直接指示。我请求你们凑合再过上一夜。”——果真把他们蛮横地又扣留了一昼夜…在斯大林的大赦令发布后，如后面还将讲到的，把被赦的人多扣留了两三个月，照旧迫他们重活，而对此谁也木到是非法的。）

获得了自由后，法斯科和他的同志们当即投了革命活动。在一九0六年，法斯科得到了八年苦役刑，那就是：四年镣铐和四年放。四年他在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服刑，那里，在他目睹之下，正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越狱，这次越狱是各革命政党——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从外面组织的。用炸弹在监狱墙上爆破开一个可供一名骑者的缺，于是二十名左右的囚犯（不是谁想去就去，只是那些由本党批准越狱的人才能去，他们事先在监狱中就通过某些看守备了手枪），蜂拥至缺，除了一个以外都逃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指示阿纳托里-法斯科不越狱，而是去转移看守的注意力，并制造混。

可是在叶尼的放中他没有呆多久。把他所讲的（还有其他幸存者所讲的）情形，和我国革命者曾经成百成百地从放地逃跑并且更多地是跑到国外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摆在一起，便可得一个结论，只有懒汉才不从沙皇的放地逃跑，因为这是那么简单。法斯科“逃跑了”就是说。没有份证随随便便离开了放地。他到了海参崴，指望通过某个熟人关系在那里坐上船。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于是，他照旧没有份证，放心地坐火车穿过整个俄罗斯母亲到了乌克兰，在那里成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他又被捕狱。从外面给他送来了一张别人的护照，于是他便向奥地利边界发。这个图谋是那么不受威胁，而法斯科又是那么不到自己后面有追捕的气息，以致他表现了惊人的疏忽大意：到达了边境并且已经向警察官员了护照以后，他突然发现，没有记住自己的新姓名！怎么办呢？旅客约有四十来人，官员已经开始喊姓名了。法斯科灵机一动：装成睡觉的样。他听到，所有的护照都已经分发完了，已经有几次喊到卡罗夫这个姓名，但这时还不能断定卡罗夫就是他。最后，帝制的保卫者向这位地下工作者俯下去，有礼貌地碰了他一下肩膀说：“卡罗夫先生！卡罗夫先生！您的护照，请拿走！”

法斯科到了黎。他在那里认识了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在隆瑞莫的党校里担任了总务工作。同时他学法语，熟悉环境-一这时产生了多走一些地方，看看这个世界的念。在大战前，他到了加拿大，在那里当了一名工人，他也在国住过。这些国家自由自在的稳定生活使法斯科到吃惊：他得结论，那里永远也不会发生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推论，那里也未必需要这革命。

而这里，在俄国，却发生了——比预期的早——盼望已久的革命，于是大家都回来了，接着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法斯科内心已经觉不到先前的对这些革命的激情。但是，服从着那个驱使候鸟迁飞的规律，他仍是回来了。

在法斯科之后，他在加拿大的一个熟人-一逃到加拿大并在那里成了富裕农场主的前波将金号手，随即也回到了祖国。这个波将金号手卖光了自己的农场和牲，带着钱，带着一崭新的拖拉机到了故乡，帮助建设那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他参加了最早的一个公社，了拖拉机。这拖拉机，谁想使用就去使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很快就搞坏了。至于波将金号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本不是他二十年来所想象的。发号施令的是一些本不应有权发号施令的人；下令的事，对一个勤勉的农场主来说是荒诞不经的。而且，他也瘦了，衣服也穿破了，换成卢布纸币的加拿大金元也所剩无几了。他恳求放他全家国去。他越过国境时不比当初从“波将金号”上逃去时富一些。他依然像当年那样作为一名手横渡了大洋（没有钱买船票），而在加拿大又再次作为一名雇工开始了生活。

法斯科上的许多东西我这时还不能理解。对我说来，他这个人最主要的和最不平常的事情莫过于他本人认识列宁，而他自己回忆起这事来却颇为冷淡（我当时的情绪是这样的：如果监室中某人对法斯科只称父名而不同时称名，譬如随随便便说：“伊里奇，今天该你倒桶吧！”我便激怒、生气，我到这是一亵渎行为，而且问题还不仅在于把这句话连在一起说，一般地说，除了地球上唯一的一个人以外，无论把什么人称为伊里奇，都是大不敬的行为！）。因为这缘故，法斯科也还不能像他愿意地那样向我说明很多东西。

他明明白白地对我说：“不要给自己制造偶像！”而我却不理解。

看到我那兴奋情绪，他执意地反复对我说：“你是个搞数学的。你不该忘了笛卡儿的话：‘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一切？”——一这怎么行呢？总不能是一切吧！我觉得我本来就已经怀疑得够了，够多了！

他还说：“老政治苦役犯几乎已经没有剩下的了。我是属于最后的几个人。老政治苦役犯全被消灭了。早在三十年代就解散了我们的协会。”“为什么呢？”“为了使我们不能聚会，不能讨论。”虽然这些用平静的语调说来的普通的言词本应有天动地的力量，而我却把它们理解为斯大林的又一被暴行。沉重的事实，但是——没有源。

我们耳朵听到的东西并不能都意识，这是毫无疑问的。太不合乎我们情绪的东西就会消失——或是在听的时候，或是在听了以后，但总是会消失。虽然我对法斯科所讲的许多故事记得清清楚楚——但他的议论在我的记忆中却模糊不清。他告诉我一些书名，恳切地劝我去以后找来读读。他自己因为年龄和健康的缘故已经不指望活着去了，希望我将来能掌握那些思想，他就满意了。当时不可能记录，要凭脑记，可是监狱生活中要记的事太多了，但是接近我当时味的一些名字，我是记住了：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想法》（我当时很推崇尔基！因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所以就所有的俄国古典作家）和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

当他回到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的时候，于对地下工作的旧功劳的尊敬，曾大力提他，他本可以占据重要职位，——但是他不要，而在《真理报》版社里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职务，后来又担任了一个更小的职务，调到“莫斯科市容设计”托拉斯，在那里着完全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我到奇怪：为什么要走这条躲躲闪闪的路？他混地回答：“老狗已经养不成链条的习惯。”

法斯科明白已经不可能有所所为，便只求能像个人那样苟全命。他已经退休领取微薄的养老金（完全不是个人特定养老金，因为那会引人想起他同许多被决者关系接近）——他本可这样拖到一九五三年。但倒霉的是，他同寓所的一个邻居，整日醉醺醺的放作家工-索洛维约夫一起被捕了，因为他喝碎了酒在某夸说有手枪。有手枪就足以构成恐怖行为，而这个有老社会民主党经历的法斯科就已然是一个惟妙惟肖的恐怖分。侦查员现在果然给他铆上恐怖行为，当然，一并捎带上为法国和加拿大的特务机关服务等罪名，自然还充当过沙皇保安局的情报员。在一九四五年，吃得饱饱的侦查员，拿着充裕的工资，完全郑重其事地翻阅了各省宪兵局的档案，并写了关于一九0三年秘密工作化名、暗号、接地和会议的完全郑重其事的审讯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