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碎草上就有了我们八只冲着门的靴和四件军大衣。他们睡着，我心里像烧着一团火。半天前找那个大尉当得愈自信，现时在这小屋地下挨挤就愈难受了。一两次，小伙们由于腰睡麻木了而醒过来，于是我们就同时翻一个。

到早晨，他们睡醒了，打打呵欠，伸伸懒腰，收起了，蜷缩到各个角落去，这时便开始互相结识。

“你是为了什么呀？”

在“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有毒的屋檐下，防人三分的浊气对我已有所熏染，于是我就憨直地故作惊讶：

“我一不知。难那些坏会告诉你吗？”

然而，我的同监难友——着黑盔的坦克手们却没有隐瞒。这是三颗诚实的心，三颗士兵的赤之心——是我在战争年代里喜上了的一类人（我自己要复杂些和坏些）。他们三个人都是军官。他们的肩章也被恶狠狠地撕了下来，个别地方还着线痕。在脏了的军服上，浅的地方是拧下来的勋章的痕迹，脸上和手上红的疤痕是弹伤和烧伤的纪念。他们的营倒霉地开到了这个第四十八集团军反间谍机关“死灭尔施”驻扎的村里。他们因前天的战斗上得透了，昨天喝了酒，便从村后闯洗澡房，他们发觉已有两个风姑娘到那里去洗澡。他们因喝醉了酒两不听使唤，所以姑娘们来得及披上一衣服跑掉了。可是其中一个不是什么平平常常的女人，而是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长官的随军夫人。

是啊！战争已经在德国行了三个星期，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要是这些姑娘是德国人——就可以把她们xx，然后开枪打死，这几乎会是一战功；要是她们是波兰女人或者是我们的被驱赶来的俄罗斯女人——那至少可以赶着她们赤地在菜园奔跑，拍拍大——开个玩笑嘛，岂有他哉。但既然碰上了反间谍机关长官的“战地随军夫人”-一便来了一个后方机关的中士，立即恶狠狠地从三个作战队的军官肩上撕下方面军的命令准给他们的肩章，摘掉最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们的勋章——现在等着这些曾用履带辗平过也许不止一敌军通壕的好汉们的，是军事法的审判，而这个军事法如果没有他们的坦克也许到不了这村里来。

我们把煤油灯熄灭了，它已经烧光了我们这里赖以呼的一切。门上开有一个明信片大小的旋转，走廊的间接光就从那里落下来。好像担心白天到来后我们在禁闭室里会变得太宽敞，上给我们添了第五个人。他穿着新制的红军大衣，着也是新制的军帽走了来，当地转向旋转时，让我们看清了一张长着翘鼻、满颊红的容光焕发的脸。

“兄弟，从哪儿来？你是什么人？”

“从那边来，”他捷地回答“是间谍。”

“开玩笑吧？”——我们发愣了（由间谍自己说自己的分——舍宁和图尔兄弟”从来没有这样写过）。

小伙懂事地叹了气说：“军事时期哪能开玩笑！好吧，倒要向你请教请教，不然怎样才能从俘虏营回家？”

他刚开始向我们叙述，一昼夜前德国人怎样把他带过战线，要他在这里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桥梁，而他却跑到最近的一个营去投降，又困又累的营长怎么也不相信他，并把他送到护土那里去服药片等等——突然新的情况发生了：

“解手去！手背起来！”——一个完全可以拖动一百二十二毫米大炮架尾的愣愣脑的准尉从打开了的门外朝里叫唤。

农家院落四周布置了一圈持自动步枪的士兵，警戒着我们要去的绕向草棚后面的小。我气炸了，一个野的准尉竟胆敢命令我们军官“手背起来”但坦克手们把手背了起来，于是我也就跟着走了。

草棚后面有一圈面积不大的畜栏，覆盖着还没有化的踩实了的积雪——它被一堆堆的人粪得肮脏不堪，那么七八糟地、密密麻麻地拉在全场地上，以至要找到可以放两只脚和蹲下的地方便成了一项不易解决的任务。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于是五人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蹲了下来。两名自动步枪手面沉地端着枪对准了蹲在地上的我们。还没有过一分钟，准尉就厉声说：

“喂，赶儿！在我们这里解手要快！”

离我不远蹲着一个坦克手，罗斯托夫人，材魁梧的总是板着脸的上尉。他的脸被金属粉尘或烟炱熏染得漆黑，但一条穿过脸颊的红大伤疤却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