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就恢复了自信。在冬天天气晴朗的日，下午闲下来的时候，艾米·帕克常常坐在前面的门廊下，从树和一株老玫瑰的枝叶后向外眺望。这株玫瑰真该挖掉了，它占的地方太多，也太老了。她坐在那儿，向外面张望着，希望能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大多数时候什么也不会发生。

六月的一天，一凉风得青草弯下了腰。太淡淡的光辉还没有照到它要照的目标之上便被驱散了。这天，开来一辆汽车，一辆很漂亮的小汽车。这辆车一定被它的主人怀着自家仔仔细细地洗过。帕克太太压弯了一枝张望着，但是离得太远，她看不大清楚。这可真让人气恼。她看不清，只见一个女人眯着一双睛向外瞅着，四张望，好像是想认什么似的。她穿着黑裘外。

“这是…你能告诉我吗？”那女人喊，已经停住那辆小汽车。“帕克太太在这儿住吗？”

“你是哪一位？”帕克太太很谨慎地回答。

她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走来先看个究竟。

“从前这儿住过一位帕克太太，”这位坐在车里一动不动的女人说。在这个她停下车来的冷僻的乡村，她的声音显得又大又孤单。

艾米·帕克心里想，这是个自己开着车到转悠的老妇人。

“啊，是呀！住过。”她边说边在心里琢磨，清了清嗓。

那位妇人脸焦黄，像皂一样。她的声音送艾米·帕克的耳朵里，似乎在搜寻什么。

“可是，你难不是…”妇人说“你不就是帕克太太吗？”

帕克太太脸红了。

“是呀，”她说。“盖奇太太，是你呀！”

“我简直认不你了，”盖奇太太说。“你胖多了。”

“你也发福了，”帕克太太望着田野的风光说。

她似乎很为自己看见的什么东西而兴。

然后，两个女人都笑了起来。笑声很大，就像薄木板在半空中噼里啪啦地相互敲打一样。

“啊，真想不到，”等她们笑累之后，这位前任邮政局长说。

帕克太太望着她那张睑。这张脸颜枯黄，表情丰富得有不可思议，看起来就像了皂。她看盖奇太太现在境很不错，希望这位邮政局长讲讲她的故事。她很快就讲了起来，边讲边用手指抚着她那辆小汽车镀镍的球形手，目光迷离，追寻着往事。

“你该记得，盖奇先生自杀之后，”她说“我申请调离杜瑞尔盖，后来就被派到了汉滨。”

在南方那个寒冷的小镇里，坑里冰冻得格格作响。你能听见那响声。你能看见浑黄的、长长的雨丝丽线从山谷里落下，敲打着枯黄的草。镇里有一条街，街上有个铁匠铺，还有一家小酒店。那儿过一起凶杀案，不过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后来再役发生。办公室刷成棕，里面堆放着许多空的煤油桶和破椅，风把木制的门窗得松动了。盖奇太太站在那间棕黄的办公室里，屋里面一炉灰和于墨的气味。那墨，除渣以外，经常冻成冰，所以你也就不愿意往里面装墨了。那冻了冰的墨，你看了就觉得难受。因此，盖奇太太——她一边搓着手上的冻疮，一边听她那棕袖窸窸的响声——总是给顾客一支铅笔写字。

“我在汉滨的时候变瘦了，”女邮政局长说。“全是因为可怜的盖奇先生，他就那么死了。我神经了问题，甚至填写那些表格也很困难。你能相信吗？有几大张邮票到哪儿去了我也说不清。最让人苦恼的是，有时候我正对电报，就昏倒了。不过，你该知，我心里可是一清二楚。而这就越发糟糕。我听得见我的铅笔在板上动的声音，看得见天板，不过觉得它老老。唉，许多人都不喜我这个病。因为他们不知一个人昏过去以后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辞职了。”

盖奇太太用手帕了嘴。她的生活经她一讲总是活灵活现。

“到时候了，戈尔波格先生说，”她说。“要不然，许多有价值的消息就永远听不到了。”

“戈尔波格先生？”艾米·帕克问。她两条胳膊叉着放在前，就像一尊大理石塑像。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邮政局长说。“我辞职离开汉滨之后，就到斯尔太太那儿去了。她是我的一位表，住在兰古拉。她亲得简直要把我吃了。冬天烧汤喝，夏天吃冻鱼。她结，那可怜的人，是小时候伤引起的。你知，兰古拉是个避暑胜地，到游客太多的季节，斯尔太太就留一两位房客。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戈尔波格先生。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先生，他读书，还写过些诗。至少他让我看过一些，写得蛮不错。”

夏天的傍晚，防波堤上——那是一岩石筑成的堤坝’十分陡峭，走上去需要小心翼翼——戈尔波格先生对于盖奇太太不幸的故事给予关注和同情。他听着海拍岸发的飒飒声，看着海葵大张着的嘴，有时便扔给它们一只螃蟹。有时候，戈尔波格先生听到盖奇太太的丈夫的疯癫之，便像一匹似地扬起，那样好像要嘶叫似的。

“因为，当然，”她说“我不能不告诉他所有这些事情。但是起初我没让他看那些画。那些画我用一绳捆着，从杜瑞尔盖带到江滨，又从汉滨带到兰古拉，因为我简直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

“哦，”她说，吐了一儿唾沫。“这些画终于能公之于世，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天早晨，我们在去戈尔波格先生经常光顾的那家图书馆的路上，碰见一个人。看起来，戈尔波格先生跟这人很熟。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熟人，名字千奇百怪、五八门。这人站在那儿跟戈尔波格先生聊了好大一会儿，睛却总瞅着我。微笑着，瞅着，不过是以一贵妇人的派。我呢，当然只能看着一家铺。我知这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后来，这位太太向我走过来。她穿得很雅，抓住我的一双手，那兴劲儿就甭提了！‘盖奇太太！’她说。‘真是你呀！’她说。‘这阵我心里一直纳闷呢！还有你丈夫画的那些画。这些年我一直没法忘记。’你永远也不会想到，她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斯瑞伯太太。盖奇先生去世那天，她正在我那儿，和你，还有另外那几个太太一起看过那些画。你肯定还记得，她那张脸有与众不同。但你不能不承认，她很文雅。这么一来，画的事就来了。也只能拿来给戈尔波格先生看了。是他我拿来的。起初，我拒绝了。最后还是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