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写在了地上，很谦虚地请教先生这个字念什么？如何解释？他满以为这下准能把先生难住。谁知先生张便读yue（月音），并且解释说：“你现在所蹲的地方就是这个字的意思。”这个青听了，顿时张结。

先生酷读书，可是经过战火的焚烧，他的藏书除了绝无仅有的几本早已发黄的线装本以外，很少再有别的了。后来又经历一场文化大革命，连残存的几本线装本也不见了。如果有哪一天他在路上拣到一张烂报纸，他会千遍万遍地看个过瘾，并且千方百计地把它保存好。

为了还老先生一个公平的说法，作者曾经作过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假设老先生生活于一个洋溢着厚文化气氛的城市里，并且拥有一个良好的治学环境，也许他会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学问家，至少是一位学者。他极有可能在中国古代哲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学以及书法等方面有着重大建树。

我的这假设并不是一据都没有。早在三十多年前，先生在极小的圈里发表过这样的观：**不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家，而是阶级斗争的实践者。因为他在阶级斗争理论上并没有重大建树，或者说他的理论并没有超越克思和列宁阶级斗争理论的范畴。他的许多论著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都是关于阶级斗争实践的学说。没想到三十年后的2005年的冬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听丁小*平教授以《关于红楼梦的哲学思考》为题目（题目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这个意思）的学术演讲，发现丁教授的观跟先生不谋而合。当时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然而这观对我来说，早就不陌生了。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误会，当这位不可多见的文化老人默默地走后，他留给人们的除了怜悯和笑谈外，再无别的。

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历史是一面最公平的镜。在芦村人们的心目中，老先生可以被说成是一个疯，一个书呆，一个孤苦伶仃、可怜的老人，甚至可以被说成是一个废人，惟独不能说他是一个坏人。正因为如此，轰轰烈烈的十年浩劫，斗争形势那么残酷和激烈，他却幸免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灾难。

在那无情的环境下，不是没有人想整他，那几个尽风的红卫兵造反派早已把目光瞄准了他。在他们的里，老先生是一本最典型的反面教材。他们多想把这本活教材作为自己猎取政治资本的工啊。也许那些遥远的记忆对他们并不重要，可是他们的爹娘，他们的爷爷、大爷大娘、叔叔婶的心里还有一本帐。

人们不会忘记解放前的艰难岁月。每年的麦黄梢、粱红穗时，先生总会被父亲派到田间地照看庄稼。那时村里人很多吃了上顿没下顿，见得冯老财主那鸦飞不过的田产里长诱人的庄稼，谁不想趁机捞一把？每当看到那些可怜的人缩缩脑地潜到自己的庄稼地里时，先生总是睁一只闭一只。即使撞见扛着鼓包裹的人从庄稼地里走，先生也不为难人家，只是提醒他以后小心就是。有时老财主发现庄稼被盗问及先生，先生总是百般地替人家遮掩，实在遮掩不过去，只好任凭父亲打骂。

更加难忘的是1962年的秋，当最后一片落叶离开树枝时，忽然风四起，瘟疫大作，灾难又一次席卷大地。十天之内，邻村已有数条生命被病夺去。噩耗接踵而来，芦村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在一个风月黑的夜，伴随着第一声绝望的残叫，死亡的影把一颗颗胆怯的心揪得痛不堪言。一时间“天塌地陷”的传说不翼而飞。当第二声残叫即将发时，一位叫模样的老书生现了。他凭借着自幼学得的一手好针灸留住了这条汉的命。当一个又一个即将终结的生命在先生的针下又恢复了活力时“疯老”的雅号一夜之间被“活神仙”取而代之。“疯老”也好“活神仙”也罢，老先生并没有在名字上有所计较。

老先生一辈没有娶过女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倒是定过两次亲，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都让先生本人退了。以后年纪再大些，仍然有人给他提过亲，先生却说自己的年纪太大了，不愿意耽误人家的终生。于是一拖再拖，最后真正成了鳏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