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作品――《国画》的前途后(4/4)

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这悖论的原因。《国画》最大限度地肯定了不合理存在的合理。“天下皆知之为者，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者，斯不善已。”18只有对批判对象了有充分的了解，批判的展开才可能是客观的。

但是，《国画》现代的残缺又是明显的。王蒙评谓之“黄昏之叹”，这一叹并不因为作者所谓的“文化良知”，恰恰相反，论者读了王跃文对游戏规则的恐惧。这恐惧在于，作者以及作者所认定的范围，无法对这样的现状产生认同；同时，无法认同建立在必须接受的基础上。否则就像曾俚和李明溪，一个失踪一个发疯。恐惧经过创作的升华，居然变成了一不经意的欣赏和仰视姿态。王跃文对自己笔下的权势人一向敬畏有加，哪怕偶尔开无伤大雅的玩笑；但对于他们权力倾轧斗争的胜利，哪怕手段如何不堪如何龌龊，也从来都带有一官场式的庄重吻。将这倾向推到极致的是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在李佩甫的笔下，主人公呼天成作为一个谙世故的“老大哥”，简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通俗文学中，古龙的武侠小说《蝴蝶？星？剑》中的“老伯”与呼天成孰几近之。这样一来，批判对象在不自觉中变成了作者的偶像，仿佛英雄最后为王所俘虏，因为英雄没有找到能够刺穿王的利剑。正如《蝴蝶？星？剑》中孟星魂为“老伯”最终俘虏。

王跃文历经着从难以遏制抗拒心态到逐渐趋近认同，无论就《国画》来看还是以他整个创作历程，甚至推而广之到所有同类型作品来说，都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

四、中国当代文学的路：飞翔的安泰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在后记中，王跃文说：“给社会开药方只是近时一些作家使命意识觉醒才有的说法。…如果就着这个比方，那么作家充其量只能提供一把把化验单，一张张透视片，诊断的责任还是留给人民和历史吧。”19这说法在梁启超时代已经现，某位评论家曾经说过：“小说，社会之x光片也。”这观显然是对梁启超夸大小说功能说法的一次矫正，但也难以称之为正确。小说是文学的一样式，也是艺术的一样式，不隶属社会学政治学范畴；真正的社会x光片应该是新闻、社会调查。从应然角度来看，作家当然不负担社会改良的义务――不论是直接作用还是提供佐证――只有基于这个基础，我们的作家在面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以一个作家的份去审视，在创作过程中才能真正以艺术的想象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