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简单喽。现在的政策界限是很分明的，鉴于前几年的教训，对于反革命的认定不但要加倍谨慎，而且还非得规定下一些严格的框框不可。我查了一下最近的有关文件，反革命确切的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这句话将来是要正式写《刑法典》里去的。别看只是这么短短的一句，却是很科学很严谨地叙述了反革命犯罪的构成。啊——，比如说，一个人了危害国家的事，但他事先并不是抱了反革命的目的，这类情况就不能以反革命论，否则不是又成了‘四人帮’那一客观归罪的搞法了吗？我们可不能再这么搞了，也不人家主观上有没有反对革命的想法，统统反革命打翻在地，这样还有不搞冤假错案的？那么，什么叫以反革命为目的呢？我也查了一下，地说，就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施季虹的供词我看了，她无非是想通过冯汉章的关系到外国去留学嘛，留学也不是坏事，坏就坏在她使用的手段是错误的，最后被敌人利用了，但作为她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个人主义泛滥，德品质败坏嘛，还不能够以此就断定是居心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我个人看是不能这样推演的。”

乔长停下来，又是一阵沉默。严君本来是下决心站来支持周志明的，可现在却踌躇了，乔长讲得似乎也很有理，她心里有儿拿不准了。只听乔长又说：“你刚才说到的所谓提供军工生产机密，不过是她向冯汉章讲了一些零件的货数量，当然喽，这的确是不应该对外透的，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件事的严重无限夸大，对不对呀？至于诬告卢援朝的问题，因为毕竟没有造成恶果，所以也应该照‘未遂’从轻理，你的意见呢，老纪？”

纪真说：“我同意乔长的意见，乔长刚才的分析，劳教三年也不算轻了。哎，老段，你发表发表看法？”

段兴玉用迟缓的动作在烟灰缸的沿上搓着烟儿，踌躇地问：“乔长，对施季虹劳教三年的理，市委政法是不是已经了正式决定？”

乔仰山说：“政法只是个建议，你们是办案单位，我们总该把意见统一起来嘛。”

段兴玉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似乎还在考虑着什么。

这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一，有人探个来，轻声说：“大门有人找周志明。”

“哪儿来的？”周志明抬问。

“自新河农场的，姓丁。”

周志明把征询的目光投向纪真，纪真问：“你还有其他意见吗？”

“没有，我仍然认为劳教三年的理略轻，为了个人利益卖国家情报，诬告别人，这都不算犯罪？我想不通。其他的没有。”

“好，”纪真板着脸“你会客去吧。”

周志明去了，屋里气氛很僵，没人吭声，半晌，乔仰山转脸对纪真问：“这年轻人叫什么？”

“周志明。”

“啊，果然是他。”

“乔长知他？”

“噢，前几天我们找施季虹的母亲谈话的时候，她反映她的小女儿施肖萌最近与周志明关系很坏，主要原因好像是周志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呃——”他停顿了一下，大概觉得这场合是不便加以说明的，话便绕开了“至于周志明和施季虹的关系，那就更张了，因为施季虹曾反对过她妹妹和周志明的恋关系。老纪，这情况…周志明继续参加这个案件的工作是否合适，你们没有考虑过吗？”

“这个，原来我们也考虑过让他回避的问题，可是…”

“回避，在法律上也是个制度嘛，不是相信不相信哪一个同志的问题，恰恰相反，是护同志。再说，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在办案中自觉不自觉地掺杂个人的好恶恩怨嘛。”

“也好，”纪真敲了一下指“老段，乔长的意见是对的，我考虑小周还是回避一下的好，你看呢？”

“我不同意。”段兴玉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掉的烟从嘴上拿下来，很脆地说：“周志明不是侦查对象的直系亲属，规定不在必须回避之列。他侦查工作这些年，各方面表现大家都是清楚的，还没有发现他因为个人情或者私人利益而影响公正侦查的问题，在这方面，对这个同志应该是信任的。”

纪真表情复杂，语气缓慢，似乎是一边斟酌一边说：“如果…说到侦查员的职业品质，我倒又想起他曝毁胶卷那件事了。当然，客观上是反了‘四人帮’，政治上是对的，这是应该承认的。但就这件事本来说…怎么说呢？反正我是不来的，老段，换上你怎么样？你搞了三十年侦查工作了，你说说。”

段兴玉还没有答话，乔仰山对着陈全有问起话来：

“你是周志明的组长吧？你谈谈看法嘛。”

大陈嘴角嗫嚅了半天，才挑选着词句说：“要说周志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个同志的最大特是责任心，呃——，的确还没有发现过在办案中情用事现象。至于，至于，纪长讲的那件事，呃——，我个人的看法，作为周志明本人来说，这个这个，当时的动机还是反‘四人帮’的嘛，人家贴了反‘四人帮’的诗词，他才保护了人家，又不是跟他沾亲带故，其实他也并不认识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