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家，应该是翻找一通才甘心呢，噢，这么几十块钱就心满意足啦？这一就不合理。”

“江一明老儿原来倒是个殷实之家，可是上个月把全近两万块钱的存款了党费，这事９４１厂人人皆知，杜卫东决不会没有耳闻。再说，９４１厂是每月十九号发工资，发案时间是十六号晚上到十七号早上，老儿能有多少钱？能偷个几十块就算是大获全胜了。咳，问题本不在钱多钱少，这些王八贼养的，你就是有一钱他也偷！”

“那么你们现在准备怎么理这个案件？”

“这一两天内就写‘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报请起诉。这小，有盗窃前科，刑满不足三年又犯同罪，构成累犯，累犯从重，这回够他一戗！”

周志明还了碗，两人边说边走堂。在门，三耀说：

“得了，你也别上我那儿休息去了，刚才你们里来了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去了，叫你下午回去呢。”

“什么事？”

“不知，好像是开会吧。”

“那你晚上还在这儿吗？有些卷我还没看呢。”

“还要看？你小能看什么名堂来？真是犯犟！好，你要看就来吧，我今天晚上值班。告诉你，明天可就看不上了啊，‘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一报，案卷材料都得跟着走。今晚上你要是还挑不刺来可就别怪我不给你看了。”

周志明笑了笑“行，不怪你。”

下午，周志明在里的饭厅听了一下午报告，是政治从南州大学请来的一位讲师讲国际政治情况。因为是要求全都要参加，所以科里才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的。一下午，说实在的，他几乎就没听去一个字，而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梳理看完卷以后的麻绪。搞案非得这样反复琢磨、反复想，直想得烂熟于不可，不把所有的事件、人、时间、地、条件、线索、原因、结果统统理清楚，那你就休想挑病来。

散会的时候五了，在从饭厅回办公室的路上，他把案卷材料记载的大致情况，向段兴玉叙述了一遍。

“案情倒并不复杂，你现在有什么看法了吗？”回到办公室，段兴玉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我？这个…”他苦笑着摊开两手“一下接这么多材料，还有些蒙，至少现在还看不什么问题来。”

段兴玉靠在桌上，思索了一阵，迟疑地说：“认定杜卫东盗窃的直接证据，好像弱了些吧？”

“直接证据？”他心里豁然一亮，一直潜在肚里的那个说不来的朦胧觉，竟让段兴玉的这句话一下提纲挈领地明了。对了对了，从案卷上看，杜卫东虽然备作案的时间条件，并且在现场留下了足迹，但这都是证明案件某一侧面或某一片断的间接证据，并不能像指纹那样可以直接认定他的犯罪，也许他那天从晚上十半到早上天亮的确是在值班室老老实实地睡觉呢；也许那可疑鞋印真的是早上他去寻找弹簧尺而留下的呢！这都是不能排除于万一的事。屉上被扁平铲破坏的痕迹，鉴定结论上只说与杜卫东木匠活儿的那把扁平铲锋吻合，并没有排除同类的其它工，至于说杜卫东利用修的机会窥得财，预先打开窗销，则更其属于主观推理了。严格地看，认定杜卫东犯有盗窃罪的直接证据似乎一样也没有！

“对！对！”他不由鼓起掌来“我就是这个觉！”

段兴玉还想说什么，严君来请他去值班室接长途电话，他临走拍拍志明肩膀，嘱咐说：“这两天你再去刑警队把情况了解详细一些，重是看有没有政治窃密的可能，有什么想法带回来商量，不你和三耀多么熟，在兄弟单位也不要指手画脚的，发表意见千万不要太轻率太任，人家也是经过了大量查证工作才下的结论，况且这个结论还要经过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审判活动两关的考验，案究竟是错是对，大家都在负责嘛。”

他，心里明白，段兴玉说了这么多，主旨还是叫他尊重别人。

段兴玉走后，他正想收拾一下自己办公桌的屉，严君走了过来。

“哎，刚才施肖萌来了个电话。”

“她回来了？什么事？”

“叫你下了班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门去，她在那儿等你。”

“到那儿什么？”

“我怎么知呢？”

“就说这个？”

“就说这个。”

“你怎么说的？”

“我说呆会儿告诉你。”

“咳，我今天晚上还得上刑警队去呢！”

“那我怎么知？你的事什么时候也不跟我说…”

周志明笑了：“我这一天到晚，脑袋老跟桶糨似的。哎，对了，你跟小陆的事究竟怎么样了？真的，小陆人不错。”

“和小陆，什么事？”严君很超然地问。

他看严君的故意装傻，说：“你说我的事从不告诉你，所以你的事也就不告诉我，对等，是吧？”

严君闷了片刻“好，告诉你，我的事都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不结婚了。”

严君动情了，他赶快用半开玩笑的话把她的情绪隔断“好嘞！你这话可搁在这儿，我看你能持多少年。”

严君脸上一儿笑意也没有，靠在桌边发了半阵儿呆，周志明转开话题，问：“该下班了，还不回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