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她却盼着他能说：“天黑，我送送你。”可他什么也没说。

她好像全都乏透了似的，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家。一门，姑妈就放下手里的线活，问她：

“吃了没有？这么晚你上哪儿去了？”

她心烦意，不想多说话，走到圆桌边上，拿起玻璃杯想喝。

“君君，你到底上哪儿了？”

“加班。”她皱着眉哼了一句。

“瞎说，刚才你们单位的人还来找你呢，你本没加班。”

“谁来了？”她端着壶的手不由停住了。

“还是那个，胖胖的小伙，原来是你们同学。”

“来什么？”

“他没说，反正他说你没在机关里。君君，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你在外边跑什么？还跟我说假话，再这样我可要给你爸爸妈妈写信啦。”

严君倒了，喝了一，勉笑笑“没事，氓不敢惹我。”

她走自己的屋里，坐在桌前，百无聊赖地拿起一本书，翻了翻，又放下。每次，只要和周志明在一起呆一会儿，她便什么事也不下去了，心里动不安。

桌上的小圆镜里，映着她的脸，俏的鼻，小巧的嘴，眉很黑，直通额角，这像个男孩的眉…福相，还是悲相？

她应该说是一个福女，命运给她的慷慨厚待，曾使多少人望而生妒啊，她也许不该再这样多所求了。想想，和她一起下农村的伙伴中，有多少人不是至今还在大田里荷锄耕作，在烈日下车溉苗吗，大概已经和他们的知识分父母一起，都快成了地地的农民了。而她，被生产队推荐了工厂，又被工厂推荐了大学，参加公安工作不到两年，她就搞上了３１１这货真价实的大案。这尖端案件连那些久经世面的老侦查员们也会为之技的。想想，里那一大堆“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还不就一直是扎在那些平凡、繁琐、甚至是枯燥的基础工作中，度过了最值得留恋的青岁月吗？什么敌情研究啦，线索查证啦，档案清理啦，资料建设啦，积年累月，默默无闻地着，而这些年，又只是搞运动，被整，整人，然后就是逍遥，让人心灰意懒的逍遥。比起他们，她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不，她不是看不起成了农民的伙伴和埋于平凡的老同志，对他们她只有敬佩，但在人们的睛里，在人们的议论中，她确是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妞儿”是吃着甘蔗上楼，节节甜步步的。

“君君，你说找的那个帮忙送书柜的人，找了没有？”姑妈把探来，说了一句，又缩回去了。

帮忙送书柜，谁呢？她是决计不会去找小陆的，沾上他的人情，来日拿什么还？姑妈扯的这句话，又勾上她的烦躁来。

她，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小妞”吗？如果一个妙龄女在应有尽有之后，唯独在情上得不到满足，她能够说是一个幸福的人吗？不，她认为不能。她忘记是谁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情是人的生命的一半，假使没有这一半，生活就会有难以弥补的缺憾。”这话是实在的。

她的这一半在哪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