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忽然觉得开始懂得欣赏周遭的一切好事。——灰的石板路，和落叶的颜十分相称。

我喜上居诗达夫·侯（GustaveMoreau）这个画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罗谢佛德街十四号，就是侯的博馆。侯和梵谷这两位画家，一直是我的心灵粮。

某个晚秋的日，我如往常一样地在黎街散步，然后在卢森堡公园的梅迪西泉附近遇到了富安荣。当时，她正斜倚在池旁的石栏上，茫然地注视前方。附近的树叶已落尽，树枝宛如老人的血般，兀自伸向铅灰的天空。那一天气温骤降，对异乡游来说，凛冽的寒风更令人备凄凉。

一看安荣就知她是东方人，我基于一份亲切而走近她。她那不安的表情，对我而言十分熟悉。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下意识地认为她是中国人。

由于她也以颇亲切的神看着我，我就用法语和她搭讪着，说今天起就冬季了。虽然在日本没有这个习惯，当时我认为用外国话开场白，应该有安抚作用。不过，显然我错了，那竟是一个拙劣的问候法。她神情抑郁地掉过去，迅速转离去。我一时张皇失措，使下意识地用日语对着她的背影大喊：“你是日本人吗？”当时她回过来，脸上写满信赖的表情，于是，我突然有个预：神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梅迪西泉附近，一到冬天就有人卖烤栗。呼呼的烤栗，加上小贩喊“chaud”（槌雪天那个注：法文“的”之意）的声音，总会引诱着人们去购买。我们经常一起吃栗。因为同是异乡的日本人，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

安荣虽然和我同龄，可是我是一月生的，她是十一月底生的，因此实际上几乎相差一岁。她是为了学画，而专程前来黎的富家千金。我二十二岁，她二十一岁时，我们一起返回日本。不久之后，黎就被卷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

回到东京后，我们仍然继续来往，我也打算和她结婚，不过，由于在东京的情况和孤独的异乡黎不同，安荣边经常围绕着一群追求者，再加上她的个活泼外向，我们很自然地就黯然分手，后来就听说她结婚了，而我们有一阵没再见面。

我和阿妙结婚时是二十六岁。当时良雄在府立中（现在的都立大学）车站前的和服店工作，这段姻缘就是在半开玩笑的情况下结成的。那年母亲不幸病逝，遭受丧母之痛的我，在寂寞的煎熬下，本不想过问对方是什么人，而且我已经继承家业，也算得上是个有资产的人，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不过，命运之神可真会作人，就在我结婚数月后，突然在银座遇到久违的安荣。仔细一瞧，她还带着小孩。

我说：“你果然结婚了。”

她却回答：“已经和先生分手了，目前在银座经营一家画廊兼咖啡馆。店名是据一个难忘的地方取的，你要不要猜猜看？”

我说：“难是梅迪西？”

她答“不错！就是这个名字！”

我把自己的作品全委托她代售。当然，销路并不好。她虽一再劝我举行个展，但是我一向不中二科会或光风会等艺术奖，所以一直没有多大表现，自然没有什么名气，更何况我一向最讨厌自我宣传。她也来过我的画室，我还为她画了一幅肖像，准备将来若是在梅迪西举行个展时，把它列作品中。

安荣是明治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的手座，她儿平太郎是明治四十二年（一九零九年）生的金座。她曾经暗示我：说不定平太郎是你的儿呢！也许这只是一向开玩笑的她的一贯作风，不过，仔细算起来，时间倒也符合。而且，她特地取“平”字，似乎也显得颇有意。要是她说的是事实，那也只能说：一切都是命！

我是一个旧式的艺术家，对于最近行的毕卡索或米罗等艺术家的前卫作品，一兴趣也没有。对我而言，只有梵谷和侯的创作，才是我心仪的好作品。

我知自己的观念较保守。可是，我素来偏好能让人切受到“力量”的作品，缺乏力量的绘画，在我中只是加上绘画涂料的木板及布匹罢了！不过，若是能让人切受到“力量”的作品，就算是象的东西，只要能够让我理解，我还是能接受。因此，毕卡索的一分作品，或以自己的为画布的隅江富岳，都还是在我喜的范畴。

不过，我认为技术是创作时的必要条件。艺术作品当然应该和孩把泥丢到墙上的结果截然不同，与其去欣赏那些所谓象派画家的作品，我觉得车祸后残留在路上的胎痕迹，反而更能令我动！印在石路上的烈轨迹、鲜红的裂痕、或是由碎石里渗来的血滴、形成烈对比的黑白线条…这些都备了完作品的条件。也可以说是除了梵谷及侯的创作外，也能令我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