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关系如何好得起来？

所以，待在台湾的荷兰人只能从闽粤各路海盗集团的手里，断断续续地收购到一些中国特产，价格既贵，数量也少得可怜，质量更不好，利实在有限，始终无法获得一条稳定可靠的货渠。

——荷兰与大明的海上贸易完全依靠于海盗，大员港就是一个销赃窝…这真是一个悲哀的事实。

普特曼斯总督想尽办法尝试着要打开局面，但接二连三的失败简直让人绝望：最重要的盟友和商业代理人郑芝龙——此人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供职多年，总是态度飘忽不定，对于总督的要求只是一味搪。

大明的朝廷和官员又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对公司提的任何谈判要求都不回应，还不时封港禁海，用各手段阻挠贸易，荷兰人不是请求、贿赂还是威胁，都没有一用。至于海上的中国商人，要么不愿意大员港贸易，直接航向尼拉；要么满答应代购货，却卷走公司预付的定金逃之夭夭。

（可怜的普特曼斯总督一直不知的是，这一切其实都是他的“盟友”郑芝龙在捣鬼，一边跟官府说荷兰人的坏话，一边动用武力禁止福建商人来大员港贸易，以此来确保自己能独霸闽海的贸易渠。）

如此持到了1630年，也就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福尔沙的形势已经完全绝望——对华贸易打不开，对日贸易虽然得到恢复，但却没大员港的什么油：荷兰人当然可以对来台湾的少许日本商人收税，但日本方面也同样可以从九州岛长崎、平的荷兰商人上把在台湾缴的税金给回来。如此一一，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损失更大，结果在公司的压力下，大员港只好继续对日本商人执行零关税政策。年复一年的额亏损，已经累加到了让达维亚总无法忍受的程度。普特曼斯总督持兴建兰遮城堡的浩大开销，更是让吝啬的公司董事几乎要脚：都亏成这样了，怎么还要继续投钱？不是应该果断割止损吗？

——虽然中国人觉得台湾大员港是一荷兰民地，但在荷兰人里，这不过是一个武装商站而已，跟民国时代中国各大城市的租界属于一个质：经营得好，利丰厚，自然可以不断拓展；经营不好，连年亏本，那么就应该果断收摊走人——就像现代大财团在投资失败后，会关闭那些亏损的海外分公司一样。

至于地垦荒，不仅收益速度慢，而且从福建大批引民也不容易——至少对于荷兰人这样的“外夷”是如此，更何况，即使搞到了人，来到台湾的福建农民们也会很快被荷兰人的苛捐杂税搞得无法忍受，挖空心思地想要逃离荷兰人的治下，不是去了北方的北港，就是去了南方的雄。甚至连原本附属于大员港的日本人村也逃空了大半，使得大员港的人长期于负增长，公司和居民的满意度都在持续下降。

唯一让普特曼斯总督稍微兴一的消息，就是南边雄港那个可恶的叛军目张伟，被另一个大武装集团——盘踞在海南岛和珠江的“澳洲人”降服，从此接受收编，离开了这座岛屿。但接手雄港的“澳洲人”实力更加大，北港的何斌也投靠了他们，公司还是无法恢复对岛上中国移民的统治。

而且，由于雄和北港一南一北把大员港夹在了中间，荷兰人在岛上已经找不到征服和开拓的空间了。

此外，让普特曼斯总督到震惊的是，就连麾下船只众多、势力大的郑芝龙首领，也被这伙“澳洲人”给突袭剿灭了——郑芝龙固然死不足惜，但大员港却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中国商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