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横的方面，如果对于社会生活的各样环节茫然无知；在纵的方面如果对于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看不清，那么，你就很少可能在繁复的社会现象中，恰好地选取了最有代表、即有刻的思想的一事一，作为短篇小说的题材。”所以，短篇小说在选材时，不能只着于事件的故事和引力，而要着于把生活的侧面、片断放到整个时代的背景上去考察，要把握住社会的”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中捕捉住不平凡的东西，从而由时代和社会的一角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全貌，使读者从生活海洋中的一朵狼看奔腾澎湃的大海。

对于短篇小说题材的”开掘”－－主题的提炼同样要十分重视。”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作家心中首先想到的总是小说的主题，或者说思想内容。他构思小说的情节是为了表达这一主题，创造人也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好的小说总是有一个好的主题的。”（[英]《小说家的技巧》）衡量一篇小说的学价值，重要的并不是看题材本，而是看作者对于题材所开掘的思想的度－－主题提炼的程度。所谓开掘，就是要发掘生活素材所内涵的本质意义的东西；作者对生活素材的本质意义开掘得越，主题思想就越刻，作品的教育作用也就越大，学价值也就更。所以说，一篇没有好的主题的小说，是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李师东在《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中评论九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时指：”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以对表现疆域的拓展的掘、对表现手段的探索和实验为其显著特征的。与前几茬作家相伴随的是冲突和对抗、张扬和摒弃、试验和沿袭、超前和滞后、创新和守成、反拨和建立等源远长的话题。直至今天，我们仍然能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受到来自不同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冲撞和对举。””在九十年代新的时空下，这一茬更为年轻的青年作家得以走上文坛，正在于他们明显疏离了前几茬作家习惯关心的话题，而与社会的新的变化和展保持了同步相向的趋势…把个人的情绪与时代的生活面貌和神境勾连在一起，谋求与九十年代社会的契合，现中国社会新的展，这正是他们的努力。以一消解的姿态，达到对文学的整合，以反先锋的方式，回归到朴素的情姿态，以个人化的方式，到文学创作之中，这正是这个新生代作家群的文学用心。”（中国华侨版社1996年版的”新生代小说系列”总序）应该指：小说写作中对材料的分析与科学研究中对材料的分析是本不同的两回事。

”一个文学作家应当走的‘‘创作过程‘‘的路，是和社会科学家研究过程的路相反的。””社会科学家所取以为研究的资料者，是那些错综的自然的现象，文学作家的却是造成那些现象的活生生的人。社会科学家把那些现象比较分析，达到了结论；文学作家却是从那些活生生的人上，－－从他们相互的关系上，看明了某现象，用艺术手段来‘‘说明‘‘它，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确的光，的光，则他虽不作结论而结论自在其中了。”（《茅盾论创作》第466页）因此，小说作者的分析工作是与自己对人、事件的观察、受，对生活的验、理解结合在一起的，这分析是理的，但是它是化在形象思维中的。

许多小说作者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有的作品的主题是在人之前产生的，而有的主题是在有了人之后才确定的。例如茅盾创作《蚕》，是先有了主题，”其次便是理人，构造故事。”（《我怎样写〈蚕〉》）而王蒙说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并不是先有了主题然后再去写的。他说：”《夜的》是什么先行呢？是觉先行，受先行，是对城市夜景的受先行。这里有我个人的觉，但又不全都是。…《夜的》就是写一个长期在农村、在边远地区的人对大城市、对我们生活的受。…这个受饮着思对我们生活的思，这个思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它充满了思。”王蒙又说：”《夜的》还有一个主题，这也是我在最近才明确的，就是写了我们生活中的转机。…所谓‘‘转机‘‘，充满了艰难，充满着历史的负担，但又开始有了新的东西，大有希望。《夜的》里既有负担，又有希望；既有伤痕，又有跨越伤痕向前的努力；既有思索，又有受；既有想不清的地方，又有相当清楚的地方。我觉得《夜的》里包的东西是比较多的。”（《漫话小说创作》）

总之，我们对小说的材料必须开掘，对主题必须刻苦提炼。而在构思时、写作中，是不能将主题提炼、人刻划割裂开来的。可以是主题先行，也可以是人先行，还可以是受先行。而且，主题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几个，即写成多主题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