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纵当南太守，把杜周当得力助手，荐举他当廷尉史。他服事张汤，张汤屡次说他才能无比，官职升到御史。派他审理边境士卒逃亡的事，被判死刑的很多。他上奏的事情合乎皇上的心意，被任用，同减宣相接替，改任中丞十多年。

杜周治理政事与减宣相仿佛，但是事慎重，决断迟缓，外表宽松，内心刻切骨。减宣当左内史，杜周当廷尉，他治理政事仿效张汤，而善于窥测皇上的意图。皇上想要排挤的，就趁机加以陷害；皇上想要宽释的，就长期囚禁待审，暗中显他的冤情。门客有人责备杜周说：“为皇上公平断案，不遵循五尺法律，却专以皇上的意旨来断案。法官本来应当这样吗？”杜周说：“三尺法律是怎样产生的？从前的国君认为对的就写成法律，后来的国君认为对的就记载为法令。适合当时的情况就是正确的、何必要遵循古代法律呢？”

待到杜周当了廷尉，皇上命令办的案也越发多了。二千石一级的官员被拘捕的新旧相连，不少于一百人。郡国官员和上级官府送尉办的案件，一年中多达一千多个。每个奏章所举报的案，大的要逮捕有关证人数百人，小的也要逮捕数十人；这些人，远的几千里，近的数百里。案犯被押到京师会审时，官吏就要求犯人象奏章上说的那样来招供，如不服，就用刑拷打定案。于是人们听到逮捕人的消息，都逃跑和藏匿起来。案件拖得久的，甚至经过几次赦免，十多年后还会被告发，大多数都以大逆不以上的罪名加以诬陷。廷尉及中都官奉诏办案所逮捕的人多达六、七万，属官所捕又要增加十多万。

杜周中途被罢官，后来当了执金吾，追捕盗贼，逮捕查办桑弘羊和卫皇后兄弟的儿，严苛酷烈，天认为他尽职而无私，升任御史大夫。他的两个儿，分别当了河内和河南太守。他治理政事残暴酷烈比王温舒等更厉害。杜周开始当廷史时，只有一匹，而且备也不全；等到他长久当官，位列三公，孙都当了官，家中钱财积累数目多达好多万。

太史公说：从郅都到杜周十个人，都以严酷暴烈而闻名。但郅都刚烈正直，辩说是非，争与国家有益的重大原则。张汤因为懂得观察君王的喜怒哀乐而投其所好，皇上与他上下合，当时屡次辩论国家大事的得失，国家*他而得到益。赵禹时常依据法律持正。杜周则顺从上司的意旨、阿谀奉承，以少说话为重要原则。从张汤死后，法网严密，办案多诋毁严酷，政事逐渐败坏荒废。九卿之官碌碌无为，只求保护官职，他们防止发生过错尚且来不及，哪有时间研究法律以外的事情呢？但是这十个人中，那廉洁的完全可以成为人们的表率，那污浊的足以人们的鉴戒，他们谋划策略，教导人们，禁止*邪，一切作为，斯文有礼，恩威并施。执法虽然严酷，但这与他的职务是相称的。至于像蜀郡太守冯当凶暴地摧残人，广汉郡李贞擅自肢解百姓，东郡弥仆锯断人的脖。天郡骆璧椎击犯人供定案，河东郡褚广妄杀百姓，京兆的无忌、冯诩殷周的凶狠，衡都尉阎奉拷打迫犯人钱买得宽恕，哪里值得陈说！哪里值得陈说！

解析

这是一篇类传，记述前期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史实。特别对汉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司迁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汉武帝喜用酷吏，打击豪，抑制商贾，惩治贵戚*吏，以加中央集权，聚敛财富，应付其挥霍和对外战争的需要。汉武帝这样的结果，固然能化皇权，保持国家的统一，但是酷吏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也使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现了“法令滋章，盗贼（实际上多为官民反的起义者）多有”“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的局面。作者反对酷吏，倡言不能以此为榜样，其反对苛政民的思想，完全寓于叙事之中，所以前人说本文是“讽谏微情，盎然可掬，此极用意文字也”（姚苧田《史记菁华录》）。实际上作者把酷吏苛政现的罪责归之于汉武帝，文中多次说“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天以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等等，甚至说“汤尝病，天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司迁“慨”（张云璈《读酷吏传》）之情“悲世之意”（刘熙载《艺概》），溢于言表，反映了作者的步思想。当然作者对某些酷吏的某些品质，如对郅都的“伉直”，及其“行法不避贵戚”“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的廉洁奉公的品德，和“居岁余，郡中不拾遗”的治绩都大力赞扬，甚至说“其廉者足以为仪表”，显示了作者公允的史德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表现了《史记》一贯的“不虚，不隐恶”的“实录”神，现了司迁刺艺术的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