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城南，召诸大臣共临视，勒兵尽杀之，死者百余人。因驰，手弑其王，断为数段，弃沟中，立王弟藏为王；自为莫离支，其官如中国吏兼兵尚书也。于是号令远近，专制国事。盖苏文状貌雄伟，意气豪逸，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每上下，常令贵人、武将伏地而履之。行必整队伍，前导者长呼，则人皆奔迸，不避坑谷，路绝行者，国人甚苦之。

[18]丁巳（初五），营州都督张俭上奏称丽东大人姓泉名叫盖苏文的杀死丽王武。盖苏文凶残暴，多不守法度，丽王和大臣们商议将其死。盖苏文暗中得知消息，召集全兵装校阅模样，并且在城南大摆酒宴，召集众位大臣亲往观看，勒令手下士兵将他们全杀掉，共有一百多人。接着冲王，亲手杀死丽王，腰斩数段，扔在沟中，立丽王的侄藏为王；自封为莫离支，其官职便如同我大唐的吏兼兵尚书。于是远近都听其号令，独掌丽国政。盖苏文材魁伟，气概豪，上佩带五把短刀，边的人都不敢抬看他。每次上下，常让贵族、武将伏在地下由他踩着。行定要整齐队伍，前导者拉长声呼喊，路人急忙奔逃，也不避积浅坑，路上绝少有行人，丽国百姓叫苦连天。

[19]壬戌，上校猎于岐，因幸庆善，召武功故老宴赐，极而罢。庚午，还京师。

[19]壬戌（初十），太宗在岐打猎，接着临幸庆善，召集武功县故老赐予酒宴，尽兴而罢。庚午（十八日），返回长安。

[20]壬申，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弦，乐在其中矣。”

[20]壬申（二十日），太宗说：“朕为万民之主，想让百姓们都富贵。如果教给他们礼义，使他们年少的孝敬年长的，妻尊敬丈夫，那就都尊贵了。轻徭薄赋，使他们各治产业，那就都富足了。如果家给人足，朕即使不听音乐，也自然乐在其中了。”

[21]毫州刺史裴行庄奏请伐丽，上曰：“丽王武职贡不绝，为贼臣所弑，朕哀之甚，固不忘也。但因丧乘而取之，虽得之不贵。且山东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21]毫州刺史裴行庄上奏疏请求讨伐丽，太宗说：“丽国王武每年贡赋不断，被贼臣杀死后，朕非常哀痛，一直不能忘怀。但其新丧国王，乘而攻取，即使得胜也不足为贵，而且关东地区民生凋敝，朕实在不忍心谈用兵呀。”

[22]祖之关也，隋武勇郎将冯党仁弘将兵二千余人归祖于蒲阪，从平京城，寻除陕州总，大军东讨，仁弘转饷不绝，历南宁、戎、广州都督。弘有材略，所至著声迹，上甚之。然贪，罢广州，为人所讼，赃百余万，罪当死。上谓侍臣曰：“吾昨见大理五奏诛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遂命撤案；然为之求生理，终不可得。今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复召五品已上集太极殿前，谓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赦之，是其法，上负于天。席藁于南郊，日一蔬，以谢罪于天三日。”房玄龄等皆曰：“生杀之柄，人主所得专也，何至自贬责如此！”上不许，群臣顿首固请于，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诏，自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以公等固谏，且依来请。”于是黜仁弘为庶人，徙钦州。

[22]当年唐祖李渊关东时，隋朝武勇郎将冯人党仁弘率下二千多人在蒲阪归附祖皇帝，并且跟随他平定了京城。不久官拜陕州总，唐朝大军讨王世充时，党仁弘负责转运粮饷，没有断绝，历任南宁州、戎州、广州都督。仁弘有才识韬略，所到之均留有声誉，太宗十分重他。然而情贪婪，被罢免广州都督，被人控告，贪赃一百多万，其罪应当死刑。太宗对边大臣说：“朕昨天看见大理寺五次上奏请求死仁弘，朕可怜他白发苍苍而被斩，正吃晚饭，便命令把案撤掉；然而想为他求条生路，最终也难以找到理由。如今只想变通法令请求你们同意免他一死。”十二月，壬午朔（初一），太宗又召见五品以上官员齐集太极殿前，对他们说：“法令，是君王受命于上天所得，不可因私情而失信。如今朕偏袒党仁弘想要宽赦他，这是淆法度，有负于上天。朕想要在南郊坐在席上，每日只一次素，用三天时间向上天谢罪。”房玄龄等人都劝：“生杀的权柄，都掌握在皇上一人手中，何至于如此自我贬损呢？”太宗不答应，众位大臣一再磕请求，从早晨直到傍晚，太宗才降下诏书说：“朕有三项罪过：识别人而不能明察，是一罪；因私情淆法令，是二罪；亲近善人而未予赏赐，讨厌恶人而未予诛罚，是三罪。因为你们执意苦谏，暂且依说情者。”于是将党仁弘废黜为平民，放到钦州。

[23]癸卯，上幸骊山温汤；甲辰，猎于骊山。上登山，见围有断，顾谓左右曰：“吾见其不整而不刑，则堕军法；刑之，则是吾登临下以求人之过也。”乃托以险，引辔谷以避之。乙巳，还。

[23]癸卯（二十二日），太宗巡幸骊山温泉；甲辰（二十三日），在骊山打猎。太宗登上骊山，看见围墙有断垣，回对边人说：“我看见没整治的地方不加治理，则是在败坏军纪；如果加以整治呢，又象是我居临下在寻找别人的过失。”于是推托路险恶，牵山谷以回避此。乙巳（二十四日），返回中。

[24]刑以“反逆缘坐律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敕八座议之，议者皆以为“秦、汉、魏、晋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请为是。”给事中崔仁师驳曰：“古者父兄弟罪不相及，柰何以亡秦酷法变隆周中典！且诛其父，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兄弟！”上从之。

[24]刑认为：“反叛等大罪依连坐法令，兄弟没官为罚太轻，请求改为一并死。”太宗敕令尚书省仆以及六尚书共同议定，议者都认为：“秦、汉、魏、晋的法律，谋反罪都要夷灭三族，如今应当改用刑的请求为是。”给事中崔仁师反驳说：“古时候父兄弟犯罪互不相关，为什么要用亡秦的严刑酷法来改变使周朝兴隆的中典呢？而且诛杀其父，已经足以累及其心灵，这一都不顾及，又如何谈到惜他们的兄弟呢？”太宗听从他的意见。

[25]上问侍臣曰：“自古或君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二者孰愈？”魏徵对曰：“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之！苟为不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上曰：“齐文宣得杨遵彦，非君而臣治乎？”对曰：“彼才能救亡耳，乌足为治哉！”

[25]太宗问边大臣：“自古以来有时是君主昏愦而臣下清明，有时又是君主清明而臣下昏，二者之间哪个更厉害些？”魏徵答：“君主清明则善恶赏罚得当，臣下如何能够作！如果不清明，放纵暴刚愎自用，即使有良臣在旁，又有何作为？”太宗说：“齐文宣帝边有个杨遵彦，难不是君主昏愦而臣下清明吗？”答：“他也只能延缓灭亡而已，如何谈得上治理好朝政呢？”

十七年（癸卯、643）

十七年（癸卯，公元643年）

[1]，正月，丙寅，上谓群臣曰：“闻外间士人以太有足疾，魏王颖悟，多从游幸，遽生异议，徼幸之徒，已有附会者。太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死，立嫡孙。太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