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尚有所游。时至而去，则填淤，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宅，遂成聚落；大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崐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至魏郡昭，东西互有石堤，激使还，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人修筑城郭，使人民定居，划定疆界行垦经营时，一定放弃在川泽之汇聚之，而要选择在估计势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不修堤防，而小河小溪可以，在地势低下的地方，利用山坡修筑围坝，形成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利用它蓄，面宽阔，缓慢不急迫。大地上有河，就象人有一样，用土石修筑堤防来阻止河，就象住小孩的嘴制止他啼哭一样。难不是很快就止住了吗？但是孩的死期也跟着到了。所以说：‘优秀的治专家，决开堤防，疏导势；杰的政治家，使人民心中的想法宣来，畅所言。’堤防的修筑，历时未久，兴起于战国时代。各自为了本国利益，修筑堤防，堵百川。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这边是山，而齐国地势低下，于是齐国在距黄河二十五里修筑堤防。河东下到达齐国堤防，受阻，则向西岸泛滥，使赵、魏遭受灾。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修筑堤防，虽然采取的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当时河床宽，足以容纳。洪时常到来，又走了，淤泥沉积成为沃的土壤，人民在上面耕，或许赶上很久都没有发生灾，于是陆续在这里兴建住宅，遂成村落。若洪经常泛滥成灾，漂没田宅人畜，为了自救，就把堤防修筑得更、更多，然后把城镇稍作迁移，排除积，居住下来。在这状况下，自然就会经常发生被洪冲没淹死的惨剧。而今黄河堤防，近的距河仅数百步，远的有数里，在旧有的大堤之内又修筑数重堤防，人们居住其间，这都是前代的排设施。黄河从河内、黎至魏郡、昭，东西两岸都互有石筑的堤防，疾驰的洪峰受到石堤的阻挡，急剧回转，百余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猛拐、三次向东弯折，挤迫到这程度，自然不得安宁。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冲者，决黎遮害亭，放河使北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其所而不相；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如今若实行上策，则迁移冀州洪泛区人民，决开黎遮害亭的堤坝，放黄河向北溃决，渤海。黄河西邻大山，东近金堤，依势不会得太远。洪泛滥一个月，自然就会稳定下来。有人将会诘难说：‘如果这样，势必毁坏数以万计的城市、田地、房舍、坟墓，人民会怨恨的。’从前大禹治，山陵挡路，则摧毁山陵，因此凿通龙门、打开伊阙、劈分底、击破碣石，使天地的原貌改观。而城郭、田舍、坟墓不过是人工所造，何值得提起！现在濒临黄河的十郡，每年整修河堤的费用，将近万万钱，一旦发生大的决，将毁坏无数。如果拿数年治河的费用，可以安置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贤的作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都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况且大汉国土广阔万里，何必与黄河去争那一土地呢！这计划一旦实现，黄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千年没有患，因此称为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可从淇以东为石堤，多张门。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尽，当仰此门，诸渠皆往往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门，溉冀州；则开西方门，分河，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至于在冀州地区大量修筑运河渠，一方面可使人民用来溉良田，另一方面又可分减势。虽然不是圣人的作法，但也是挽救危局的良策。可从淇开始，往东修筑石堤，多设门。恐怕有人会怀疑，黄河这样的大河，用渠门难以控制得住，而荥粮运河的功能，就足可以验证。冀州溉渠，从到尾，正应仰赖于这门。各个渠往往都要从这里取分。天旱则打开东方下门，使冀州田地得以溉；一旦洪到来，则打开西方的门，分散。这方法，可使民田得到适当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这实在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控制患数百年的办法。因此称为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至于只是修理完善原有的堤防，把低的地方增，薄的地方加厚，消耗人力力没有止境，却仍然频繁地遭受洪灾。因此这是最下策。”

[21]孔光何武奏：“迭毁之次当以时定，请与群臣杂议。”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天七庙。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荀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21]孔光、何武上奏说：“应撤除的亲情已尽的祖先祭庙的名次，应当及时确定下来。请陛下与群臣讨论。”当时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然功勋卓著，但亲情已尽，应撤除祭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却提异议，说：“照《礼记》，天的祭庙应有七座。七是正规的数量，可以作为常数。被尊为‘宗’的，不在此数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被尊为‘宗’，因此不可预先规定宗的数量。我们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勋那样大，而孝宣皇帝又如此地尊崇他，不应该撤除他的祭庙！”哀帝观看奏议后，指示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22]何武后母在蜀郡，遣吏归迎；会成帝崩，吏恐路有盗贼，后母留止。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帝亦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归国。癸酉，以师丹为大司空。丹见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书言：“古者谅暗不言，听于冢宰；三年无改于父之。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封舅为安侯，皇后尊号未定，豫封父为孔乡侯；侍中王邑、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杀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溷浊之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