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门下，準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铸之印。与今政府行遣稍异。

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制草奏知，谓之“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他执政姓名。草即黄纸书，宰臣、执政皆于状背押字。堂检，宰、执皆不押，唯宰属于检背书日，堂吏书名用印。此拟状有词，宰相押检不印，此其为异也。大率唐人风俗，自朝廷下至郡县，决事皆有词，谓之判，则书判科是也。押检二人，乃冯、李愚也。状检瀛王亲笔，甚有改窜勾抹。《旧五代史》：“应顺元年四月九日已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刘昫判三司。”正是十日，与此检无差。宋次记《开元宰相奏请》、郑畋《凤池稿草》、《拟状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拟状，冯亲笔，盖故事也。

旧制，中书、枢密院、三司使印并涂金。近制，三省、枢密院印用银为之，涂金；余皆铸铜而已。

译文

皇上亲临南郊祭天、太庙祭祖的典礼，写在典册上的祷祝文字都称“恭荐岁事”先到景灵荐享，称之为“朝献”；然后到太庙行祭，称之为“朝飨”；最后才到南郊祭天。我在编集《南郊式》时，曾参与讨论，每每怀疑这三项典礼的次序：如果以先祀者为尊，则祭天的郊祀不应在祭祖的庙祀之后；如果以后祀者为尊，则景灵之祀又不应在太庙之前。考察这次序的由来，它原是有所因袭的。唐朝的旧制，凡是祭祀上帝，则对众多神庙都预先派遣使者祭告，只有太清、太庙的祭祀，皇帝才亲自参加。所有典册祷祝文字都称：“定于某月某日，到某行祭，不敢不祷告于神灵。”太清、太庙的祭祀称为“奏告”，其余诸神庙称为“祭告”，只有南郊之祀才是规定行的正式大典礼。至天宝九载，却又下诏说：“所谓‘告’，本是在上位者对下属谈话的用词。今后太清的祭礼应该称为‘朝献’，太庙的祭礼称为‘朝飨’。”自此以后“奏告”的名目就不用了，太清、太庙的典册祝文遂皆与规定行的郊祀大礼无别。

正衙的法座，是由香木制成，再用黄金装饰，四条，圆角，它的前略为凹陷，座面上覆盖着藤织。每当皇帝巡，就让一个老太监在上抱着它，称为“驾”皇上车驾后的曲盖称为“筤”，左右两柄扇夹着筤，总称为“扇筤”扇和筤都绣有纹，有的扇筤所绣的纹还是用金线绣的，这就是古代的“华盖”

唐代翰林院在皇内，这里是皇帝平日起居之，浴堂殿、承明殿、金銮殿都在此院附近。所有在翰林院供职的人员，自学士以下，以及各技艺门的人隶属本院的，都可称为翰林，如现在的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都是。只有翰林茶酒司，现在只称翰林司，是由于习俗相沿而省称。

唐朝制度，自宰相以下官员，新任命时都没有皇帝传旨使就职的礼节，只有学士是传旨就职的。这是由于学士院在皇内，除非皇帝派宦官传旨召，否则就不能内任职。所以学士院门另设有旁门，也是为了以此门连通皇帝居住的殿。学士院又开有北门，是因为该院在浴堂之南，便于北门应召。现在新任命的学士，由东华门，到左承天门下听命，然后由院中两吏人一前一后引至东上閤门下，这也是用唐代旧制的典故。不过唐代传旨召学士而由东门，是因为那时学士院在西掖门内，所以要从翰林院东门赴召，这个东门并非如现在的东华门。至于唐代学士院设置铃索的故事，也因为该院在皇内，即使是院中吏人也只在本院正厅的门外活动，则本院森严禁密的程度可知。如今学士院在皇之外，与朝廷各机构无异，而也设置铃索，都不过是徒形式的文饰故事而已。

学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亲自临视，至今只有学士上任之日才可以坐到大堂的正座上，其他日都不敢擅自坐上去。旧例，堂上有起草文件用的台，学士每起草诏制，即穿好官服端坐于台前。现在不再这样，就只剩一个空台了。玉堂东面翰林学士承旨的閤，窗格上有一块被火烧灼过的地方。太宗曾夜间来到玉堂，苏易简为学士，已经睡下而匆忙起床，无烛火照明穿官服，随从太宗的女就从窗格里伸蜡烛给他照明。至今学士院不打算更换这扇被烧灼过的窗，以为它代表了玉堂的一件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