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就会贫穷。这并不是故意毁谤墨，而是因为他的主张不可避免地会得这结论。如果让墨掌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忧心忡忡的穿布衣服、吃劣质品，忧愁地反对音乐。这样，那么生活享受就很微薄：生活微薄，就不值得追求，不值得追求，那么奖赏就不能实行。如果墨让掌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减少仆从，简官职，崇尚辛勤，与老百姓同样的事情。这样，君主就没有权威；君主没有权威，有罪的人就得不到罚。赏赐不能实行，贤人就不可能得到用；不能罚，那么不贤的人就不可能遭到罢免。贤人不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不会遭到罢免，那么有能力的和没有能力的都不能得到适当任用。这样，万就会不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不到相应的理；在上，错失天时，在下，丧失地利，在中则失掉人和；天下遭受的煎熬就如同烧焦了一般；虽然墨只穿布衣服，绳腰带，吃豆叶，喝白，又怎么能使人民富足呢？既然已经伤害它的本，断竭了它的源，因而天下的财枯竭了。

所以，古代的帝王圣人就不这样，他们知那当君主的，如果不化、不装饰就不能够统一民心，不富足、不丰厚就不能够理臣民，不威严、不大就不能够禁止残暴、战胜凶悍。所以一定要敲大钟、打响鼓、笙竽、弹琴瑟来满足自己耳朵的需要，一定要在上雕刻纹、在礼服上绘制图案来满足自己睛的需要，一定要用各、细粮，以及各味佳肴来满足自己胃的需要，此外，增加随从，备官职、加重奖赏、严厉刑罚，以儆戒人们的内心，使天下人民都知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奖赏就能实行；都知自己所畏惧的全在这里了，因此罚就能产生威严。奖赏能实行，罚有威力，那么贤人就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就会遭到罢免，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恰当的职位。这样，那么万就能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到相应的理，在上，可得到天时，在下，可得到地利，在中间则可得到人和，于是财就像急一样而来，浩浩就像江河海洋，大堆积如同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没贮藏，那还怎么担心财不够呢？所以儒术如果真能实行，天下就会平安富足，役使百姓就会有成效。敲钟打鼓也能和谐。《诗经》上说：“钟鼓冬冬，磬锵锵，天降幸福。上天赐福宽又广，仪容威严端庄。酒醉饭饱，功德无量，大福大贵到来，万年不息。”说的就是这情况。

因此，如果真的实行了墨的学说，天下就崇尚节俭，而结果却越来越贫穷，反对争斗却天天争斗，劳累困苦却无成效，愁眉苦脸地反对音乐，而人民却更加不和睦。《诗经》上说：“上天正在降下灾难，丧亡祸非常多。人民没有好话，你怎么不加惩罚。”说的就是这情况。

不政事而用小恩小惠养育民众，抚他们，护他们，冬天就给他们准备稀饭，夏天就给他们供应瓜果、大麦粥，用这个来换取一名誉，这是一苟且的法；它可以暂时得到邪之人的赞誉，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就不能成就事业，建立功绩，这是用邪之法治国。尽力争取农时，役使农民快速发展生产，增加功效，不顾毁掉名誉，失去民心，结果事业有成，但百姓却都怨恨他，这又是一极端的行为；这人将趋于毁坏衰败，肯定一事无成。所以放下事业而沽名钓誉，不行；只要成功而不顾民众，也不行；这些都是邪不正的办法。

古人就不是这样。古代的君主夏天不让人民中暑，冬天不让他们挨饿受冻，急的时候不伤民力，缓和的时候不失时令，这样就会事业成就、功绩卓著，君臣上下都很富足，而百姓也都君主，归附人们他就像海，亲近他就像亲近父母，情愿为他生死，这没有其他的原因，这是因为君主极其忠信，调和，公平。所以统治国家领导人民的君主，要想争取时间成就功业，那么调和无为，能比急切从事收效更快；忠信公平，能比赏赐表扬更讨人喜；一定先纠正那些在自己上的缺，然后慢慢地去责备那些在别人上的缺，这比使用刑罚更有威力。如果君主真能实行这三德行，那么人民就会积极响应，即使不想显耀通达，可能吗？《尚书》上说：“如果君主非常英明，民众就会尽心尽力，协调而又迅速。”说的就是这情况。

所以，不行教化，而使用刑罚，刑罚用得多就会混，却不能克服邪恶；但只教化而不实行惩罚，邪恶的人就得不到惩罚；只行惩罚而不实行奖赏，勤恳的人就得不到鼓励，如果奖惩不一致，那么民众就会疑虑、风俗险恶，人民的行动就不会一致。所以古代的圣王彰明礼仪来统一民众；努力到忠信来护民众；尊崇贤人任用贤能来安排各级职位，用爵位，服饰、表扬、赏赐去反复激励他们；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广泛普遍地庇护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如果这样，诈邪恶之人就不敢坏事，盗贼就不会现，而归依善的人就受到鼓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古代圣王的方法平易可行，他输给人们的思想很牢固，他的政令严谨一致，他的赏罚规定明确。古语说：“上面团结一致，下面就一心一意；上面三心两意，下面也就离心离德；就好比草木，它的枝叶要有它的决定。”说的就是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