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切实用的，所以像魏牟、长卢、詹何、陈骈、庄周这些人的学说，都是像画鬼怪一样，空而失真；行动也有违反常规，一般人难以到，表现十分定固执的，但对于国家并不实用，所以像务光、卞随、鲍焦、介推、田仲这些人的作为，都和的实心葫芦一样，厚重而无益。再说虞庆虽能把匠人驳得无话可说，匠人照他的话造屋来最终还得坍塌；范且虽能把匠人说得无言可对，匠人照他的话造弓来最终还得折断。因此要想得到真实的东西，不能像小孩游戏那样把泥当饭吃，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去吃饭的。

三

怀着互相依赖的心理，就会责备和埋怨；怀着自己依靠自己的心理，事情就能办成。所以父之间有时也会埋怨和责怪，而为了争取雇工多活却给他们丰的饭莱。有关的解说在“说三“中文公伐宋先宣布宋君的罪状，越王勾践伐吴之前先宣布吴王筑如皇之台的罪状。所以齐桓公隐藏对蔡国的恼怒，而以攻楚为幌去灭掉蔡国；吴起怀着使士兵伤愈去拚命作战的念而为他们伤。再说颂扬先王的赋颂，铸刻在钟鼎上的铭文，都和赵武灵王在播吾山上刻的大脚印、秦昭襄王在华山上刻的大棋局一样，是虚假的。然而前代帝王所期求的是利益，需要使用的是气力。运用修筑社坛的谚语，是晋文公为自己辩解而鼓动他人卖力的办法。允许学者瞎说，实行渺茫迂阔的先王之，恐怕不适用于现在吧？虽然这样，却又不能改变它。这就像郑县人得到车扼却误以为被人所欺，掌飞禽的卫国人不到鸟，卜之妻照旧的样毁坏新，以及年轻人侍侯年纪大的人喝酒而机械模仿一样愚蠢。先王的言论，有涉及小事，当今社会上却理解为意义重大的；有涉及大事，当今社会上却理解为意义小的；这是没有人能够真正清楚的。有关的解说是宋国人误解书意了蠢事，以及梁国人读书变呆。所以先王的话有时像鄂人写信那样，而后人理解起来，却多属燕相看信时胡解释一类。不适合国家政事需要，却要谋求先王之，全都如同郑人买鞋不相信自己的脚，却要回家去拿尺码一样。

四

利益在什么地方，民众就归向什么地方；宣扬什么好名声，士人就拼死为它奋斗。因此对不符合法制的功劳给予赏赐，君主就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到利益；对不符合法制的名声给予赞誉，士人就会追求名誉而不顺从君主。所以中章、胥已了官，中牟县的人就放弃田地而追随私学人士，人数占到全县的一半；晋平公敬重叔向，坐得痛脚麻也不敢违礼，晋国辞去官职和对贵族的依附，以便仿效叔向的人，就占到国家的一半。这三个人，假如言论合法，那也不过是照官府中的法典讲话；行为合宜，那也不过是遵从法令的人；而两个君主对他们的礼遇太过分了。如果他们的言论背离法制而行动没有什么功劳，那就是法度之外的人了，两个君主又为什么要敬重他们呢？敬重这人，国家必定要灭亡。况且那些隐居而从事私学的人，国家没有战争时不耕田力，国家有难时又不披甲打仗。敬重这人，就会使那些守法的民众不再努力从事耕战；不敬重这人，他们就会危害君主的法制。国家安定，他们就尊贵显赫；国家遭到危难，他们就像屈公一样到畏惧；君主从这些隐居而从事私学的人那里能得到什么呢？所以明君肯定李疵对中山国君的看法。

五

《诗》上说：“君主不以作则，民众就不会相信。”齐王的师傅用君主自己有不穿紫衣服以影响民众来说明这个理；可以援引郑简公委任臣事而国治、宋襄公亲自参战而兵败的事例印证得失，据尊重耕战的观来加以批评。如果不明确君臣名分，不要求臣下真心实意地效力，反要亲自理臣下，那将会像齐景公不用车而下去奔跑，魏昭王读简学法而昏昏睡去，以及那秘密巡视、微服行的事情一样愚蠢。孔不懂这个理，所以会说君主像盂之类的话；邹君不懂这个理，所以会先行羞辱自己的事情。明君的治国原则，就要像叔向分猎获和韩昭侯听取意见那样。

六

在小事上能够讲求信用，在大事上就能够建立起信用，所以明君要在遵守信用上逐步积累声望。赏罚不讲信用，禁令就无法推行。有关的解说在“说六”中晋文公攻打原国和箕郑谈论救济饥荒。因此吴起宁愿饿着肚也要照约会等老朋友来吃饭。魏文侯宁愿冒着大风也要守约和虞人说罢猎。所以明君表明信用，要像曾杀猪那样说到到。不讲信用的祸患表现在楚厉王酒醉误击报警军鼓以及李悝欺骗左右两军。

以上是经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