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就少了；这不是不受蒙蔽的方法。假定耳朵不靠君主权势，而要等到亲耳听到才以为清楚，听到的东西就少了；这不是不受欺骗的方法。作为明君，要使天下不得不为我看，不得不为我听。所以之中，明察四海之内，而天下臣民不能加以蒙蔽和欺骗，为什么呢？因为愚昧混的办法废除了，耳聪目明的形势形成了。所以善于借势的，国家安定；不知借势的，国家就危险了。古代秦国的风俗，君臣废法而行私，因此国兵弱而君主卑弱。商鞅劝说秦孝公要变法易俗，倡明公，奖励告，抑制工商，便利农耕。在这时候，泰国百姓习惯于犯罪可以赦免、无功可以显贵的旧俗，所以轻易犯新法。于是对违反新法的人刑罚严厉而决，对告发邪的人赏赐优厚而守信，所以邪的人没有不被发现的，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民众怨恨，大家的责难每天都能听到。秦孝公不加理睬，持推行商鞅的法令。民众后来知有罪必诛，而告发私的人多，所以民众没有敢犯罪的，刑罚也就没有对象施加了。因此，国家太平而兵力盛，土地广大而君主尊贵。泰国所以治理得好，是因为对包庇罪犯的惩罚严厉，对告发私的赏赐优厚。这也是使天下人一定成为自己耳目的方法。最好的治国法术已经够明白了，而当代学者却一也不懂得。

再说当代那些愚蠢的学者，都不懂得治和的实情，只会谍谍不休地引用古书，来扰当代的国家治理；他们的智谋不足以避开陷阱，却又胡攻击持法术的人。听信他们的言论就危险，采用他们的计谋就混，他们是愚蠢透的人，又是危害最大的人。他们和持法术的人一样都有善于谈说的名声，其实却差得很远，这就是名同而实质不同的例。当代愚蠢学者和法术之士相比，就如同小土堆和大山陵相比一样，二者相差实在太元了。作为圣人，能够了解是非的实情，明察治的真相。所以他治理国家时，明正法令，设置严刑，用来解救百姓的祸，消除天下的灾难，使不欺弱，众不侵寡，老年人们得享天年，幼孤儿得以成长，边境不受侵犯，君臣亲密相，父互相护养，没有死亡和被俘的忧患，这也是最重大的功绩啊！愚蠢的人不懂这些，反而看作残暴。他们固然希望安治，却反对达到安治的方法；都厌恶危险，却又喜造成危险的原因。怎么知这些？严刑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但又是国家得以治理的方法；怜惜百姓减轻刑罚，是百姓所喜的，但又是国家陷危险的途径。圣人以法治国，必定违反世俗而顺应真理。懂得的人，就会赞同原则而违背世俗；不懂的人，就会违背原则而赞同世俗。天下懂得的人少，这个原则就成为错误的了。

在不合理的地位，遭受着众人的诬陷，淹没在世俗的舆论中，却想在严厉的君主面前求得平安，不也是非常困难的吗！这就是法术之士到死都不能在社会上享有声望的原因。楚庄王的弟弟申君有个妄名叫余，申君的正妻的儿名叫甲。余想让申君抛弃他的正妻，便自己毁伤来让申君看，并哭着说；“能您的侍妄，我到很幸运。然而顺从夫人就无法侍侯好您，顺从您又无法侍侯好夫人。我实在不贤，没有能力使你们二位都称心，情形摆着不能都服侍好，与其死在夫人那里，还不如死在您面前。我死以后，假如您边再有得的人，希望您一定要明察这情形，不要被人笑话。”申君因而相信了余的谎言，为她抛弃了正妻。余又想杀甲而让自己儿继承人，就自己撕破衬衣里，让申君看并哭着说：“我受于您的时间很长了，甲不是不知，现在竞想迫调戏我。我和他争执，竟至撕破了我的衣服。孩不孝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申君大怒，就杀了甲。所以正妻因余的谎言而被抛弃，儿也因此而死。由此看来，父亲，尚且会因诽谤而加害，君臣之间没有父关系那样亲密，而群臣的毁谤更不只是一个妄的搬是非所可比的。无怪乎贤人圣人要遭到杀害了！这就是商鞅在秦被车裂、吴起在楚被肢解的原因。大凡臣的，有罪本不想受到惩罚，无功却都想显贵。而圣人治理国家，赏赐不给没有功劳的人，刑罚必须施加给犯罪的人。既然如此，那么法术之士的为人，本就会遭到君主近侍臣的陷害，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会采纳他的主张的。

当代学者说君主，不说“凭借威严的权势去抑制邪的臣，”却都说“仁义惠就够了”君主欣赏仁义的名声而不去考察它的实质，因此，严重的国家灭亡，君主死，轻一的土地丧失，君位卑下。怎么得知这些呢？把财施舍给贫困的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