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教化，一定要采用“参五”的方法。什么叫“参五”呢？上效法天象、下效法地理、中取法人事。于是就设立明堂朝廷，颁布明堂政令，以调之气，协和四时之节，辟除疾病之灾。俯视地理，制定度量制度，考察山岗平原域及土地沃贫瘠低各条件以适宜植何谷，安排生产创造财富，以消除饥寒之祸患。中考人的品德，以制定礼乐，推行仁义之，理顺人与人之间的理关系，从而清除暴的祸。还阐明金木火土的特，来确立父之情从而建立家；分辨清浊五音六律相生的原则，来确立君臣之义从而形成国家；审察四时季孟的先后次序，来确立长幼间的礼节从而设置百官等级：以上三方面的考察及制定叫“参”规定君臣之间的节义、父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区别、长幼之间的次序、朋友之间的际原则，这就叫“五”还分割土地使民众分属各州、分派职官治理、修筑城市让人们居住、划分宅地区分不同的地域和家族、分财使民众有穿有吃、设置学堂教育弟，让他们早晚勤于民事：这是治理天下的纲纪。然而这些纲纪要有适当的人才来推行贯彻才行，如用人不当就会废驰纲纪。尧帝治理天下，政教平和，德泽滋洽人民，他在君位七十年，便开始寻求能继承帝统君位的人，命令掌四方的诸侯举荐那些在卑微地位而有才德的人。于是四方诸侯举荐了舜，并把舜推荐给尧帝。尧帝就将自己的两位女儿娥皇、女英许给舜作妻，以考察他治家理家的能力和态度；还把理百官的重任给他，来考察他治国外的才能。又派舜林麓之中，狂风雷雨也没使舜迷失方向和路。于是尧帝就将自己的九个儿托付给舜，并赠给舜昭华玉，正式将君位传授给舜。尧帝如此慎重地挑选继承者，是因为尧认识到虽然自己制定了不少法度，但自己的儿丹朱因不贤凶顽仍难以胜任统治天下的重任。

事没有只张不驰、只成不毁的，唯有圣人的事业能够长盛不衰、盈满不亏。神农氏最初发明琴是为了集聚归化人心于神明，杜绝情的；但到了后来，有人就放纵于音乐，不知返归本，而好，以至于亡国。夔当初创作音乐，都符合五音、六律，并和八风相通；但到了后来衰世时期，人就沉湎于过度的乐享受之中，不顾政事以至于灭亡。苍颉最初创造文字，用来理官吏，理各日常事务，使愚笨者不至于忘事，聪明者能记录下久远的事情；但到了后来衰世时期，就有人利用文字私自刻写伪造骗人的文书，为有罪者开脱，造虚假的文字以杀害无辜者。汤当初建造园囿，是为了供奉宗庙祭祀用的鲜祭品，以及训练士兵箭和驾御以防不测事件；但等到后来衰世时期，这园囿就被贵族用来驰骋猎，以至耽误百姓的农时，使人疲力竭。尧帝推举禹、契、后稷、皋陶，使政事教化平和，消除邪恶人，诉讼的事也不发生，人民丰衣足，贤能的人勉力向善，不贤者也被君王的德政所化；但到了后来末世，人们就结党营私，各自推举同党占据要位，废弃公心而追逐私利，朝廷内外，同党互相捧抬举，这时邪掌握朝政，贤德者只得隐居山野。所以，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总是这样的：凡发展到极就会走向反面、凡盈满了就会有亏损。五光十虽然明亮，但时间一长就要消褪；茂盛的草木，到一定的季节就要凋零；凡都有它的兴与衰，不可能老是一个样。所以圣人在事情实在行不通时总要改弦易辙，法规弊旧时就要改革，这并不是他们喜改变古制和常规，而是因时世变了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挽救破败振兴衰落、革除邪纠正错误，来调整天地社会之气氛，使万事万在适宜的生存环境下得以发展。

圣人如同天覆地载，如同日月照耀，如同调和，如同四季变化，对于各不同的事，不分新旧、不论亲疏，都能一视同仁、温普照，所以圣人是效法天。天时不可能只有一个季节，大地也不可能只有一利益，人也不可能只有一本事，因此圣人的事业不能不是绪繁多，旨趣行为不能不是多方面的。代表着五行的不同气质，尽相异但都适宜协调；不同门类的六艺，尽不同但它的本质却是一致的。温惠柔良，是《诗》的风格；淳庞敦厚，是《书》所教诲的；清明条达，是《易》的要义；恭俭尊让，是《礼》的行为准则；宽裕简易，是《乐》的教化；刺讥辩义，是《秋》的优。所以《易》的过失是在于隐秘难测；《乐》的失误是在于导致逸；《诗》的过失是在于使人怨愚；《书》的失误是在于使人拘泥旧法；《礼》的过失是在于使卑尊者互相嫉恨；《秋》的失误是在于使人互相诋毁。但这六经典圣人却是兼取并用，通过剪裁取其华。失去本旨就会混，掌握本旨就能得到治理；这其中的华在于协调好各关系，而其失误在于权变本旨和要义。火金木土和谷，属于不同的类，但却都可被利用；规矩权衡和准绳，形制各异而都能适用于对象；丹青和胶漆质不同，但各有各的用途：这说明事均有它适用的范围和对象。车是圆的，车厢则是方的，车辕是直的，车衡则是横的：形状不同但均于使用的方便。骖喜奔跑，服喜缓行，带不厌新，钩不厌旧：这是因为它们所的环境地位的不同的缘故。《关雎》篇以鸟鸣起兴，君从中得到，这是因为雎鸠鸟雌雄有别不杂居；《鹿鸣》篇用鹿鸣起兴，君从中得到尊崇，这是因为鹿群有发现互相呼唤共同享用的德。在泓之战中，宋军惨败，宋襄公被俘，但《秋》却尊崇宋襄公，这是因为看重宋襄公不攻击还没排好阵列的军队的仁义思想；宋伯姬坐在堂前不下堂而被火活活烧死，《秋》仍然尊崇宋伯姬，这是因为看重宋伯姬不超越礼节行事的品行。成就事业，建立功名，哪里用得着很多事情，只须抓着本旨本就行。典籍所记载的也只是某人某事的某方面而已。

王乔、赤松远离尘世，脱离人间邪恶纠纷，取和之气，取天地之华，吐故纳新，踏虚升飞，乘云游雾，可以称为养者，但是不能称为孝。周公诛叔、蔡叔，以安定国家、平息叛，可以称为忠臣，但是不能算是护兄弟。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纣王，为天下铲除残暴贼，可以称为仁惠的君主，但不能算是忠臣。乐羊攻打中山城，久攻不下，中山人烹了他的儿，乐羊竟尝了中山人送来的他儿的羹，以显示自己的威武势，这可称得上良将，但是不能算作是慈父。所以，事均有多面，要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不值得肯定的一面；否定值得否定的一面，肯定值得肯定的一面。虞舜和许由的行为尽各异，但均是圣人；伊尹和伯夷走的路尽不同，但都是仁者；箕和比的行动尽不一样，但都是贤者。所以将士中有的轻捷、有的重缓、有的贪心、有的清廉，这四将士的格特各异，但在战争打仗中缺一不可。轻捷者好动，重缓者好静，贪心者好取，清廉者则不贪求非分的利益。所以勇猛捷者可让他们冲锋搏击，而不可让他们固守；重缓者可让他们固守，倒不适宜让他们冲锋搏击；贪心者可让他们积极攻取，而不可让他们安守本职；清廉者可让他们安守本职，倒不适宜让他们积极攻取；忠诚守信者可让他们持守约定联盟，而不能要他们也随机应变。这五人的格相反，但圣人却能对他们兼容并蓄而用之。这说明天地自然不只是容纳一事，两气的也不只能产生一类。海只有不推辞小的积才能成就它的博大；山只有不拒绝土石才能成就它的崇。如果持守一角就会抛弃遗漏万方世界，如果取用一就会舍弃其他事，这样就必定获得的很少，所能治理的范围也一定很浅窄。

治理大国的治术不能琐碎，国土辽宽的理制度不能偏狭；在位的人事不能烦琐，百姓众多的政治教化不能苛细。事务琐碎就难以治理，法令烦杂就难以推行，求多就难以满足。一寸一寸地量，量到一丈时就一定会有误差现；一铢一铢地称，称到一石时就一定会有差错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