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情况就不同了，筏上的人有的会喊那船上的人赶快撑开，避免相撞，有的会叫那船上的人往一边靠，让河来，如那船上的人毫无反应，这时筏上的人必定会骂难听的话来。这前一情况无发怒，后一情况发怒谩骂，这是因为前一情况是空船，后一情况是船上有人。那么现在设想人如果虚无缥缈地在世上遨游，又有谁能诋毁他？

放弃而依靠智慧那是危险的，抛弃术数而单凭才能是会窘迫的；所以，只有因念多而灭亡的，没有因无而危险的；只有以治国而天下的，没有因守常而亡天下的。因此，智慧不足以免除祸患，愚蠢倒不足以致使失去安宁。持守本分，遵循事理，失去了不忧虑，得到了不兴奋。所以成功并不是所要的，获得并不是所追求的，收的只是接受而不是索取，付的只是施授而不求回予；万因天而生长，随秋天而死亡，所生育的万不因此而激天的恩德，所死亡的万不因此而怨恨秋天的刑杀，这就接近“”了。

圣人不那些能让人非议的事，但不憎恨他人对自己的非议；修养值得赞誉的品德，但不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赞誉；他不能使祸不来到，但相信自己是不会去惹祸的；他不能使福必定会降临，但相信自己也不至于会排斥降临的福。灾祸的产生，不是他招惹产生的，所以陷困境也不忧虑；幸福的降临，不是他刻意追求得到的，所以即使顺利、显达也不自傲。知祸福的临界不在于本人，所以能悠闲自在快乐生活，无所作为地置各事情。圣人是守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正去追求他尚未得到的东西。如果去追求尚未得到的那一份，就有可能连原有的那一份也会失去；保持着已有的一份，那么所希望的东西自然会来到。所以用兵打仗就是这样，先不能打赢的样，以等待可战胜敌人的机会；治国也是这样，首先要不想夺取他国的姿态，然后等待敌国可被夺取的机会。舜在历山修养德行，天下所有的人都被他化归顺，周文王在岐周修养德行，天下风气随之被他改变。如果舜只顾追求天下的利益而忘掉修养德，那么连他自都难以保住，哪还会有尺寸的地盘可占有！所以，当天下未必不时而去人为治理，必定是危险的；当品行还招非议时而急于去追求名声，一定是要受到挫折的。什么是“福”，没有祸就是最大的幸福；什么是“利”，不丧失既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有为”这个东西，常常导致不是有益而是有损，不是成功而是毁坏，不是有利而是有害，都充满着危险，如果“有为”去的人也会危亡。所以秦穆公战胜西戎但却在崤山败于晋军之手，楚昭王战胜中原诸国却在栢莒被吴国打败。因此“”是不能用来规劝那些追逐名利者的，而倒可以安宁那些想避害躲祸者的。所以，应当是崇尚无祸而不是崇尚有福；应当是崇尚无罪而不是崇尚有功。

圣人没有思虑，没有储备。对到来的他不迎接，对离开的他不送别。人们东南西北，而他却独个站在中央。所以他能在大家都曲膝的环境之中不丧失他的正直；他能在大家都随的趋势之下不偏离他的立足。所以不有意显为善，不有意掩避丑陋，只是遵循着天自然；他不首先创造，不独断专行，只是遵循自然之理；他不预先策划，不错失时机，与自然天和合；不求获得，不辞让幸福，只是顺从自然法则。他不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也不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使内没有意外的祸害，外没有意外的福利。祸福都不产生，哪会有人来伤害你！行善事则引起人们的注意，坏事则引起人们的非议；在人们的注意中必定会有责备的言论，而人们的非议一多必定会产生祸患。所以术是不能用来取求得功名的，而只可以用来隐退修的；不能用来获取利益的，而只能凭它来避害的。所以圣人是不用品行去求功名的，不靠智慧去获取赞誉的；他是遵随自然，不加预。思虑不胜术数，行为不胜“德”，行事不胜“”事有不成功的，追求有得不到的。有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而“”无不通，与“”争抗争则凶险。所以《诗经》上说“无知无觉，顺随天的法则”有智慧而无所作为，与无智慧的人“”相同；有才能而无所作为，与无才能的人“德”一样。这样的“智者”，呼喊他他才过来，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活动；这样的“能人”，指使他他才来到，这时才被人家觉得他在行动。有智慧就像无智慧，有能耐好像无能耐“”理就是这样。所以尽功盖天下，却从不夸耀自己的德；恩泽传及后代，却从不拥有名声。所以是“”的理通达了，人为作的事就灭绝了。

名声与“”不能同时彰显，人如名声，这“”就不被重视；“”战胜人的望，这“名声”就消失。“”与名声竞相争长，人如显扬名，这“”就被止息。所以人名彰显“”就止息，这样离危险也就不远了。因此，世上到张扬名声的时候，也就是“”衰败之日将到来。想要获取名声的人，就一定要去善事，而一善事也就必定会生事端来，事端一旦滋生，就会放弃公而迁就私情，背理而自私。想通过善事来获取赞誉，想通过表现贤能来树立名声，这样办事中因渗透了私心就不会遵循事理，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因为办事不遵循事理，被人指责就会多起来；急于表现自我而不待时机成熟就会徒劳无功。指责多而功劳少，没有办